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劳资阶级的冲突，深深地震撼了中国的知识阶级。他们看到了西方是强而富的，但是贫富分化却极为严重。一战以后，这个震撼就更为普遍了。避免中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是某种基本共识——只不过在不同的知识分子那里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是个“好词”，是要避免工业化带来的严重的贫富分化。
承认西方的强和富但是拒绝西方的贫富分化的第一人，还是严复。严复最激进的、最重要的四篇文章——即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差不多完成了自由主义与启蒙的基本立论。严复认为自由、民主是西方富强之根，但是与此同时，他就已经看到西方强则强矣、富则富矣，贫富分化严重（《原强》）。这也为他最后转为儒家埋下了伏笔。他认为在儒家的“三世论”里，最好的是“太平世”。“太平世”里面有几条是西方做不到的。第一条是“家给人足”。儒家的社会理想没有那么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小康即可。第二条是 “贫富不相悬殊”。古人讲如果贫富相差十倍则相顺，“百倍相仆，千倍相奴”。贫富悬殊会引起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是儒家社会主义的核心。孔子讲“不患寡而患不均”，讲的就是有差别但不能太悬殊，以至于富者可以凌辱贫者。第三条是“刑措不用”。这是比较高的境界，就是有法律监狱但不用。第四条是“比屋可封”，就是指“雷锋”很多的意思。按这四条去看西方，西方并不理想。后两条和前两条是有关系的。家给人足、贫富不相悬殊，而后才有法律和道德效果。当然，“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儒家一种论述，儒家还有一种说法是“饱暖思淫欲”。改革开放告诉我们，“饱暖思淫欲”比“仓廪实而知礼节”更真实。古与今的最大文化差别（不论中外）是看到每个个体情感当中的欲望（物欲），要限制欲望，就是要修身。而工业化以后，资本主义则强调个体，强调利益，认为欲望的实现就是满足。它的优点是鼓舞人竞争，使得财富大量涌现，缺点是人与人关系的高度恶化，也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严复后来非常强调教育，引进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后来逐步成为我们的教育目标。他认为如果教育不行、教化不行，所有的政体都是表面的、肤浅的。
近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都表现出相当的警惕情绪。对于中国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言，他们一方面因为“开眼看世界”而拥有了较为广阔的视野，了解进步与变革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奠定的知识基础依然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观念层面依然坚持着中国知识精英一直追寻着的“大同理想”。
改革开放以后，在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同时发生的是公有向私有转变。只要计划向市场转轨，所有权必然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这点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私有制和市场相比，我认为市场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所有权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我们用三十年的经验才知道市场的厉害——它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心理效应是无孔不入的。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其实是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是不一样的。国有企业当中，劳动者和国有财产固定结合，厂长几乎没有资格解聘自己企业的劳动者；现在的国有企业则是以国有资本的形态存在，劳动者普遍雇佣化。在普遍雇佣化的市场中，人也成为商品，所谓“人力资本”。这个词说的那么直白又让人反感。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我们只能妥协，人既是目的本身也是手段。人是供自己用的手段，你出卖劳动力换取货币。人也是相互利用的手段。现在人利用自己劳动力不够，还利用自己的器官与身体。在市场经济面前，很多伦理显得很无奈。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把欧美、日本70、80年代的“先进”技术设备引入中国，逐步淘汰了40、50年代的苏联技术和仿制苏联的技术，这样使整个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了一个档次。当然，依附在原来的计划经济工业体系下的工人阶级，随着设备的逐步淘汰也被淘汰出去了。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公有向私有的转轨，整个生产方式也悄悄地转型，带来了分配方式的转变，带来了阶级、阶层的重新形成。这个在党的官方文件中也已经默认了。十五大文件中说的是按劳分配为主、按要素分配；十六大文件具体分了许多要素，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等，每一个要素就是一个阶级。资本要素就是资本家阶级，技术和管理作为要素它是中产阶级的来源，劳动作为要素就是劳动阶级。这里还有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就是家庭承包制下劳动者直接和自己的土地相结合而来的小农阶级，他们的子弟转化为农民工。农民工怎么定义非常复杂。这里面还没有提土地要素和权力要素。如果将土地作为要素，那它的增值部分如何分配？从来是一笔糊涂账，其实这是贫富分化的重大来源之一。权力作为一种要素也参与分配。这里指的是权力私用作为要素。不同的要素按要素获得相应的报酬，就是一个阶层。各个要素之间的力量配置使各个阶级获得的份额不同。社会主义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的平等，可以说这个希望落空了。
三、目前处于工业化道路的什么位置？
中国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央的判断是——我们离我们的目标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近。我认为，至为关键的尖端技术的全面突破就在今后二、三十年。技术分为尖端技术、先进技术、成熟技术和衰败技术。这些都来源于西方。如果我们国家的技术水平永远处于西方发达国家衰败或者成熟技术的层面，那设备的更新只是加快了西方国家的折旧，促使它投入高端技术研发的动力更强。目前，中国到了先进技术向尖端技术突破的时候。技术是买不到的，因此我们要独立地自主创新，向尖端技术突破。这个全面突破需要二、三十年，主要是重装备业和材料工业。比如大飞机，是整个工业体系达到先进体系的标准。
现在令人忧虑的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追赶过程中，国内矛盾集聚；并且，如何对这些矛盾做判断，也是众说纷纭。如果对这些矛盾的处理不恰当，会不会导致不可收拾的结局？如果现政权无力加以稳定，那么我们赶不上、甚至衰败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在即将追赶上的这个阶段，是最困难的。因为前有拦堵，后有追赶。劳动密集型产业随时可能走投无路，这是“后追”；买不到先进技术，全面封锁，这是“前堵”。在全面赶超过程中，前堵后追若不能突破的话，就是我理解的 “中等收入”的陷阱。这一代人对这个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
改革开放后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第二大问题就是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现在看基本解决了（说是“基本”解决，是因为我们把大量青年人搞到大学里去）。但在城市化过程中，新的问题又在产生了。比如，如何安置两亿多的农民工？这个经验在世界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在发达国家早期，在后发国家如印度、南美等，都产生了大量贫民窟。中国要在不造成贫民窟的情况下，把农民工安置在城里，使其有稳定的就业、体面的住房、一定的保障。这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为尖锐的问题。单说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这一件事，就很棘手。2007年以前，上海外来人口的孩子被分散在农民工自己的学校里，脱离了义务教育。2007年以后，上海制定新的政策，提出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外地的孩子安置于当地的公办学校中，另一种是财政资助那些收纳外地孩子的民办学校。当时这三、四十万的外地孩子需要3800万的财政支撑。这个问题刚解决又产生了新问题：农民工子弟在公办学校里分不分班，分不分校？义务教育结束后，农民工子女能不能参加中考？如果允许参加中考的话，那也应该允许他们参加高考。但上海市民激烈抗议，说这样做的话外来人口就占用太多本地人资源。如果不允许他们参与中考，他们就得回到原籍地，教材不衔接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此外，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还有幼儿入托等问题。公办的托儿所投入大、门槛高，于是“黑托”出现。这有办法解决么？其实，但凡劳动力导入的地方，就会有农民工为农民工自己建立起来的复杂的低端市场，囊括了食品、餐饮、旅馆、教育、医疗、交通等方方面面。因为他们工资低，要降低消费标准，要把节省下来的钱来寄回家盖房子或供养孩子。这个市场的特点就是价格之争。当价格压低到一定程度时，大量伪劣商品就充斥市场，而我们的工商标准是照搬西方的，标准太高；小的工商业主不可能登记，只能是运动式管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近几年国家扩招后，又产生700万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理论上这些毕业生应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但目前能提供的中等收入的职位还没有那么充分。在市场经济下，要想扩大中间阶层，第一要实现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中高端转换，这是产生中产阶级职业的先决条件。第二是政治意愿。
现在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对此我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能不能完成创新与转型，就是能不能正常崛起、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关键；第二个判断，如果真的完成了追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二百年东西方历史的叙事要被改写。真的到这么一天，改写是需要语言的。我们要随时为这种语言做准备。如果从自然科学来看，要做好的是替代技术，尤其是进口替代尖端技术的突破。那么对于从事文科研究的人来说，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就是要重建自己的“话语”。
中国知识界对这个历史时刻没有准备，西方知识界反而起了变化，比如说沟口雄三。他的著作《中国的公与私》、《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等，其实是写给日本人看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对中国是俯视的。但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知识分子不再仰视日本，而变为平视、甚至俯视，很多时候还把日本当作教训，因为199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就趴着不动了。现在我们对日本不是仰视，是俯视。日本对我们也是俯视。这两个俯视谁对？沟口雄三看中国发展的这几十年：第一，不能以西方人观点看问题，而要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第二，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方法的意思就是以中国为标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的。什么时候以中国为方法，至今没有答案。所以我们要讨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讨论不下去的，因为要讨论中国道路，已经有既定的方法在那里、有既定的标准在那里。用既定的方法与标准是无法讨论新事物的。此外如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他也提出不以西方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来考察中国整个的近代运动，尤其是当代三十年。另外一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理解中国》中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德国前任驻华大使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也对方法论提出批评：西方人以西方为中心、用西方的概念、标准看中国屡屡出错，西方也因此付出很大代价。
因而，我们必须要以中国为方法，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放在六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把六十年放在整个近代史当中，放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这种思维方式是有效的。可惜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这种自信，他们依然陷在五四之后的模式中，以西方为标准、以中国为衡量对象。什么时候可以以西方为参考、以中国为标准，更准确地观察中国事物？我认为这是年轻一代人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老一代人向年轻一代的呼吁。
文/曹锦清 修远基金会学术委员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修远书院菁英计划–第二届大学生暑期战略研习班”上所做专场演讲的录音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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