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特点是对这个战略的激进调整。它以富裕优先、民生优先的战略改变了“先强后富”的战略，将发展重工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生建设为中心。不管怎么说，没有前三十年“重轻农”的积累，也就不会有后来“农轻重”的转型。
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表现为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然后快速提高农产品价格。当时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了50%—100%，而城市的销售价格却没有变。所以，八十年代初农村里出现了新景象，城市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国家每年要掏出一、二百亿，等于是直接补给农民的，农民的日子当然好过些了。到了八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初期，随着计划生育的强化、农民负担的增加，才演变为朝野关注的“三农”问题。
市场经济改革后，对于前三十年由国家主导而非市场主导，批判最多。前三十年以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形式完成的国家主导，确实最为极端。在批判的同时，首先要看到，前三十年要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社会主义平等，本身就有矛盾；第二，国家主导的前三十年工业化为后三十年积累了基础，这个基础包括农业基础、教育基础以及工业化的体系基础。没有前面的基础，后面的“先富后强”的转型不可能实现。
二、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史
当以英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以工业化的强大物质力量为基础不断向外扩张时，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游戏规则”被塑造出来。这种世界秩序的变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旧不再可能。对于所有的后来者而言，都不得不遵守一种严酷的逻辑：要么自身实现工业化，主动争取在这个世界秩序中相对较好的位置；要么放弃工业化的目标，将本国命运的寄托于先进国家的“善意”。对于这种严酷的逻辑，所有的抱怨和愤恨都是苍白无力的。同时，对于后来者而言，由于先进国家的工业化优势已经彻底改变原有的世界秩序，这使得原生性的“自发工业化”历程就不再具有重复的可能性，自此以后，所有的工业化都必须是“自觉的工业化”。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也要从这种工业化不可抵挡的现实性的客观角度加以理解。所谓“古今中西之辩”等观念意义上的争论，最终都必须依附于这个主线索。
（一）近代的中心任务是重建能够引领国家完成工业化的政权
近代的起点是清王朝的衰败。即使没有西方的入侵，它也已经进入了王朝衰败期。中国的王朝没有超过300年的。一般来说前100到120年是上升时期，后100年是下降时期。清朝的盛极而衰大概可以说以白莲教起义为开端。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清王朝也走上了盛极而衰的过程。西方的入侵是延缓还是加速了它的衰败，不知道。总得来说，清王朝是因为衰老失血老迈而亡。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整个财政已经全部控制在西方手中，以后上台的执政者都没有钱，都靠出卖主权来换钱。袁世凯、北洋政府就是这样的，一直到蒋介石。
工业革命我们可以讲是洋务运动启动的，但当时国家不可能承担起实现工业化的任务。王朝衰败以后，最大的任务是重建国家的统一。这不是一般的国家统一，这个统一国家的任务是要实现工业化。不是像明朝那样完成驱除鞑虏、建立大明，通过军事革命建设政权那么简单的——这样的革命不需要重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现在这场革命，不仅要重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还要满足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一百年的中心任务是重建引领这个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政权。
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条件下，无法完成工业化。印度也有过争论。最后基本认定通过殖民政府完成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民族必须独立。国家政权的独立、版图的统一，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先决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这个条件。直到1944年，中国基本上还是个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国家，现代因素占整个经济的不超过10%，而且这10%还大量掌握在外资手里。从经济角度来讲，作为传统农业国，中国是小农经济，手工业为主体，没有办法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因而，从1911年到1949年的三十多年间，中心任务是重建统一的国家。袁世凯没有能力，失败了。国民党因为无力抗击日本人的入侵，而且国内政治也没有统一，也失败了。
在中国思想界，现代化和西方化开始是混杂在一起的。因为工业化是发展于西方的，所以最早是“西方化”这个词，后来才引入了“现代化”。比如 1929年，胡适在一篇论文里面提到这两个词还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1934年，上海《申报》发起了关于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讨论，在当时大部分人还以为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时候，提出废弃西方化，采用现代化。对于这件事情，冯友兰在他的《贞元六书》里面有记载。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有一章专门区分现代化和西方化。现代化是指标，与工业化、城市化有关，包括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医疗水平提高、人均寿命提高等表现；而西方化是其他地方没有、而为西方独有的，例如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艺复兴、个人主义、社会大于国家等等观念。但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个人主义等，是不是西方独有的？还是随着工业化与市场化而必然到来的？它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副产品，还是西方独有的？我倾向于认为它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从这三十年的发展可以看的很清楚。比如很多社会组织，也没有共产党的批准，它就起来了。
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这要到1935年，蒋介石提出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才确定下来；抗战中才逐渐明确在工业化中应该以重工业为主。也就是说，在1935年后国民党才逐渐明确，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而且与技术和教育有关，可以通过西方化逐步地实现现代化。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里。建国后这一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
从这条线索来看，近代思想中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牢牢把握工业化的主线索。国民党内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太晚，也总摇摆；或者说日本的大规模入侵太早，国民党没有做好准备。1930年代初，蒋介石在解决了各派军阀后开始“围剿”，1935-1936，全国范围内还比较安定，又是丰收年。恰恰在这个时候，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高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这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之前的批评国民党转变为向国民党靠拢。当时，成立了资源委员会，蒋廷黻、翁文灏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个委员会其实就相当于国防委员会，全国的资源都被吸纳在里面，当时准备做各种资源、矿产的勘探，也吸纳了大量留学、懂技术的知识分子进来，为抗战效劳。但一直有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不能和日本打。国民党推动工业化的意志并不坚定。
因而，近代以来，我们虽然提出过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工业救国，但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纠缠在政体里，更长期地纠缠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一代最聪明的头脑纠缠在软塌塌的概念中。理论是混乱的，但情绪是清晰的。一个骄傲的民族把自己的历史文化看得一钱不值。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在哪里？没有自尊心的话，自信心在哪？一个一无是处的民族如何向西方学习？反过来讲，若背负了传统太多的包袱，又该如何向西方学习？这两种情绪都没错，但辩论的方式是纠缠于“文化”概念——据说当时有一百多个类似概念。这些概念是能讨论清楚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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