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理解百年激进思潮
1949年后，我们首先要实现的目标仍然是百年中国梦的追赶——有一个典型的词叫做“迎头赶上”。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批判“大跃进”很容易，但必须认识到，这种激进思潮不是毛泽东独有的，可以说这种激进思潮是贯穿中国整个近代的。
毛泽东提出要“超英赶美”需要十五年，后来缩短到十年，参加了莫斯科的会议后说只需要两三年。这种急切的心理不是他一个人的。康有为在《日本政变考》的序里说：只要按照日本的方法，实行君主立宪制，三年小成，五年可观，八年十年可与列强并驾齐驱。这也是“十年论”。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十年之内建成10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的铁路。现在中国的铁路才9万多公里，解放战争后留给我们的铁路也只有2.8万公里，其中有一多半还是俄国、日本在东北建造的。孙中山对中国工业化考虑之简单让人唏嘘。1913年议会民主制框架下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胜，宋教仁当时也说要在三五年内可以与列强并驾齐驱。
我们现在可以说，近代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任务的繁重性与复杂性，历代的政治思想家与领导人对此都缺乏充分认知，都把迎头赶上的时间缩得太短。但不要以为这是历史中的力量，是先贤的错误认识，如今还不是这样么？我们这个民族很焦虑地等待新的产业部门出现，生物啊、新能源啊，等等。这个动力就在于我们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现在新能源等出现了，我们要一步赶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急迫。这个现象是需要解释的。我的解释是：第一，中国人确实曾经非常阔气，我们一讲就是三千年文明。这是高度的骄傲、自负。对华夏绝对有信心。这种心理早在周秦以来就建立起来。第二，这个骄傲还被牢牢地记住。所以近代落后、积贫积弱所积攒的气，比所有民族国家都强，激起了迎头赶上的氛围。我认为，“迎头赶上”的思想是中国后来所有激进思潮的总根源。而每次激进主义的预期失败，并没有平息这股思潮，反而是认为前面的人还不够激进，后面的还要更激进、更彻底。
当然，在百年激进中，不是没有保守的思潮。在近代思想中也有坚持以农立国，排斥大工业的。在中国这一派很少，但是在印度，这一派有很大的市场，比如甘地。甘地的整个建国思路和尼赫鲁不一样（如果甘地在世时间更长一些，印度的工业化就会更曲折）。《甘地自传》里讲到了他和印度一位纺织厂主的辩论。甘地的意思很清楚，一个英国的工业化就把全世界搅扰得不太平，为什么还要那么多的工业化呢？
在所有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保守思潮。我们现在不要认为它是彻底保守主义就批判它，它在当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考虑的是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状态。如果走向现代工业，这种生产方式就要被肢解。肢解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怎么安排？甘地看到这个问题，因而鼓吹家庭纺织业。这就是他的经典形象。当然他这么做也考虑了印度的物质条件：因为印度比较热，对于纺织品的需求比较简单。甘地鼓吹家家有纺织机，自己解决穿衣问题。从印度当时的生活来说，从暂时的情况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长远来看，如果真的按照甘地的设想发展，在西方已经工业化、已经军事现代化的条件下，即使印度独立了，能够改变当时挨打的命运么？如果所有非西方国家如果不走军事工业化的道路，它能维持自己民族的独立吗？能改变被侵略挨打的局面吗？印度是这样，中国这个被半殖民地化近百年的国家也是这样。
在中国，选择这样一条保守的工业化道路的可能性也不是一点没有，当时研究工业化的人物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就这么设想过。这本书出版于1937年，他认为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也没有问题，解救农村之路在于“都市工业化”，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缓解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压力。但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就改变了思路，明确意识到中国的工业化一定是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优先。此后，他到德国、苏联考察，更加确定。保守的工业化道路在现实面前，也让位于激进思潮。
毛泽东说“大跃进”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孙中山的发明，这是有道理的。“迎头赶上”这个词是孙中山创造的。最早出现在1905年同盟会创立后孙中山办的《民报》上。1905年后，在《民报》与保皇派创办的《新民丛报》两份报纸上，开展了关于革命还是改良、共和还是立宪的辩论，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保皇派的理论是进化论，先从君主专制，再到君主立宪，最后到民主共和，这是不能逾越的。孙中山为了批这个进化论，提出“迎头赶上”。他当然也认为民主共和是好的，不过他不同意进化论：你跟在人家后面是不能赶上的，要迎头才能赶上。
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孙中山认识到搞军事工业、搞器具不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政体才是核心；但当时中国已经没有时间思考西方政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也来不及去思考有着自身丰富经验的中国政治应该如何与之对接，立即要改。不立即改也不行——不富强就会被瓜分，要富强就要改变政体。因而，我们是在面临被瓜分的紧急情况面前，要引进更好的政体。在政体上有两个争论：一是君主立宪好还是民主共和好。到1908年西太后和皇帝都死了，君主没了，君主立宪派自动就败了——一种理论不是在辩论中被驳倒的，它是在强大的历史现实前失败的。如果当时皇帝和西太后都还在世呢？我估计清王朝要崩溃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平心而论，清朝的几百年统治人民大体上都是接受的，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比明朝做得好。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更加仁政爱民，直接的农业税一直没有增加。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西方打败仗赔款，它宁愿卖官也不愿意加农业税。
我很赞同孙中山的判断，不迎头赶上是不能赶上的。因为中国积贫积弱，元气还没有恢复，你跟在别人后面跑，要跑的比前面的人还快，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别人在前面跑会犯错误走弯路，那我们可改弯取直。所以迎头赶上要等待别人犯错误的那一次。但即使你这样赶上了，别人赶上你也容易的。“迎头赶上”带来的悖论很明显——西方强所以跑得快，我们弱所以跑得慢；现在跑得慢的人要跑得比跑得快的人还要快，这是个悖论。这确实是我们近代的一个重大的悖论。这两个判断同时为真又恰好相反，是辩证的。如果说一个判断100%真，另一个判断100%错误，那思想的选择就太容易了。在一个民族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它的真理是分裂的。当两个对立的判断都构成一个真理，这个民族就陷入了漩涡中。渐进论、进化论有它的道理，“迎头赶上论”也有它的道理。只不过在激进的民族心理中，迎头赶上成为主流。迎头赶上论、跨越式发展论、超常规论，都是一个意思。三十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一个大跃进，只是它的后果没有原来那么严重。这可以说是一次接近成功的大跃进。
（三）社会主义平等也是内在的诉求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主导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它同时要完成两个历史使命：一个是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实现社会主义平等、消灭阶级。而这两个任务实际上是有矛盾的。
工业化既需要实现产业资本积累来实现扩大再生产，也需要对生产流程的监控来保证工业品的治理和提高生产环节的效率。要实现资本管理和生产流程监控，客观上需要大量的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职员。而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资源的存在，又必然反过来强化一个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结构，就像“泰罗制”所揭示的那样，这是由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随着工业化的深化，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资源无疑会不断扩大，不仅进一步加深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结构，也在社会结构带来阶级不平等的“复活”。
这两个任务现在看来绝不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毛泽东在1958年用大跃进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用文化革命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可以说都失败了。但这两个问题都是真实的，都缘起于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如此，平等也如此。我们一直把孙中山看做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其实他哪里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哪里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害怕资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他害怕什么？害怕分化。1905年他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他提倡节制资本，即扩大国有资本在经济上有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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