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史与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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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模范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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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1950年的朝鲜战争后,对军事现代化有着急迫的需求。经过这一次战争,共产党痛感没有军事工业。虽然解放东北的时候,留下了一些日本的军工产业和技术人员,但总体上还是严重不足。共产党夺取天下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在战场上争夺而来,没有建立自己的军工产业。有一首歌叫做“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话说的不错。假如共产党的武器军事装备是自己制造的,必然要增加自己统治区的农民负担,共产党就无法在那样的土地下生存。整个昂贵的武器装备不在解放区生产,没有增加解放区的负担,再加上官兵比较一致,就是大家都过得比较清苦。这是共产党在解放区生存下去的基础性条件。而国民党的武器装备,一部分自己生产,一部分用钱买。钱哪里来?当然是搜刮来的。搜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搜刮,一种变相搜刮。抗战以后,逃到重庆,直接搜刮不到了,就只有变相搜刮。抗战中期以后,大量依赖于印钞,通货膨胀越来越大。国民党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无力装备一个昂贵的现代化军队。

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首先迫切需要的是军事现代化的成本。现代化的第二个成本就是教育。过去读四书五经,教育成本不高;尽管这样,穷人家读书也要依靠宗族。比如清代大学问家戴震就依赖宗族的帮衬。新式教育起来以后,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后,建立新的学校以后,教育就昂贵了,教材很昂贵、师资很昂贵、校舍也很昂贵。中小学校舍问题不大,清朝下令把祠堂、庙宇、道观征用来做校舍。但是大学由国家组织,把学生输送到新式学校,成本就很高。这些成本落到地富阶层和工商阶层的身上,这些阶层的子女就优先进入新式学校、优先留学。所以中国的这批现代知识分子的来源与这些阶级有很大关系。这些学生毕业后由于没有足够的现代部门吸纳他们,常常大量进入军队。新军的中低级官员,大多和这些阶层有很大关系了。

第四个因素是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和美国直接对阵,中国要发展现代工业,得到了苏联的帮助。1954年-1958年,赫鲁晓夫执政,为了拉拢中国,苏联比较无私地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工业。张柏春等写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很详细地介绍了这段历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很快结束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提出“一化三改”的口号。“一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小农业、改造手工业。这样就废除了私有经济,建立起来全盘的公有经济。公有经济的实现两种,一个是国有经济,一个是集体经济。1953—1956年全国完成“一化三改”。到1956年,全国的分散的小农被组织进各自的合作社(高级社)里。这个变动史无前例。但其实对经济影响不大,粮食产量还是上升的,一直到1958年。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北园乡实地考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之后,由于毛泽东的威望,人民公社化在全国掀起狂潮掀起。

我们讲,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公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叫计划经济。这时的中国工业化彻底由国家主导。在二战后独立的其他许多国家,国家主导的能力有弱有强,但也都是由国家主导来推行工业化建设,包括“亚洲四小龙”里的日本、韩国。

3、从“先强后富”到“先富后强”

国家主导,而非市场主导,是改革开放以后被批判最多的地方。然而,必须要看到,国家主导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重工业优先也可以表现为“先强后富”的道路。中国统一建国后的工业化有两条路:如果外部国际环境和平,就走农、轻、重的道路,老百姓日子会好过一点;如果外部环境险恶,老百姓就得勒紧裤腰带,就迫使中国走上重、轻、农道路。建国后,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一场大争论。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农民的革命、一场土地革命。农民把共产党抬到北京,在北京执政,按道理应该让农民休养生息才是,但是紧迫的工业化任务,恰恰是需要把分掉的土地集中起来。土地经过公社机制,实际上就是国有化了。我们是在国有化的土地上展开新一轮的工业化与新一轮的基础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与规模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这么大规模这么快速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没有那么大工业化速度全世界资本往这里也是不可能。毛在争论中所表达的观点,本质是让老百姓收紧裤腰带,先有实力反击侵略者,结束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然后再来解决老百姓的富裕问题。在毛看来,这叫大仁大义。

但毛泽东大约在1955年、1956年开始意识到重-轻-农的难以持续性。他写《论十大关系》,就是想改变原来的战略。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尤其是在哲学基础上,完成了从“革命辩证法”到“保守辩证法”的转化,回到了传统儒家的中庸辩证法。革命辩证法讲两点论、重点论和对立转化论:,重点是强弱可以转化,弱的可以变强,所以斗争是绝对的,转化是绝对的,稳定是暂时的,平衡是暂时的。这就是《矛盾论》的基础。对于一个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革命党,这样讲是有道理。但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表述不是这样的。文中,毛泽东讲以重工业为主并占有绝对地位的,这是重点论;他继续讲:如果要发展重工业,那就要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显然,重点论被悄悄转移了,两者要平衡。这种辩证法,我称之为“保守辩证法”,事实上就是儒家辩证法——两点论、重点论、平衡论。平衡有保守精神,维持事物的原状而不是原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就是防止革命。但可惜的是,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发表,代替它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右以后,毛又回到了革命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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