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老兵——卸磨割驴舌
整理自《Conspicuous Silence: Veterans and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War Memory in China》作者Neil J. Diamant
在1944年苏德战争之时，Pravda出版了一系列由名不见经传的作者Oleksandr Korniichuk的论文。这些论文只是在攻击苏联红军当时以阶级出身作为军官选拔标准，而忽视了那些早期苏联红军中对国家做过贡献的老战士。对于那些Korniichuk代表的退伍军人而言，战时经历较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更是自己国民性的证明。在越南，Bao Ninh在1991年发表了一部半自传小说《战争的苦痛》，描绘了作者当时经历过的战争苦涩，与战后越南社会的格格不入。这本反英雄叙事的战争小说在越南登上了畅销书榜首，引发了社会大众对于退伍军人的同情。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合作却很难见到这样反映共产党军队中老兵现实苦难的作品，张正璐在1989年出版的描绘内战的《白雪，红血》刚刚刊行即遭封禁。
退伍老兵在中国相对沉默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渠道。一个退伍群体是否有表达自己的能力在于
1. 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2. 他们战争中的角色在社会人群中的认同度
3. 他们能够组织地区乃至国家级退伍军人组织，并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影响力。
4. 他能与其他精英阶层组成联盟的可能性，或者他们自身组成阶层相对多元。
上述四条中国退伍军人都没有。
我们先考察一下退伍军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解放军退伍军人中，有相当比例的战士是在三大战役时期投诚的故国军战士，虽然他们大部分都被送上朝鲜战场以证明忠诚，但是终其一生都要背负不被信任的名目。
除了这样政治上的压力，绝大多数军人在退伍时都会被原籍安置。但在经历过多年战火之后，许多战士的家族已经举家流亡他乡，家人也可能惨遭杀害，甚至整个村子全部变成废墟。对于他们实则已经无家可归了。而回到原籍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又一次转为普通的农民。在安徽省金寨县，只有21%的退伍军人在村镇政府中获得了职务。其他地区的比例往往更低。1953年方才返乡的他们在行伍间错过了土地改革和基层农村利益分配，突然归家时也往往被认为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破坏。大部分基层干部都将他们视为自身权力的威胁，加以歧视。虽非自愿回归，但他们还是被地方资源分配者视为负担。很少的土地，被炸毁的祖屋，政治上受到排挤，多年军事生涯带来的年迈和农业技能生疏都让这些再次变回农民的老兵的处境远不如一般的庄稼人。
在城市中的退伍军人也照样有自己的麻烦。工厂招工人员普遍认为退伍军人过分骄傲，会在工作中带来麻烦，并且难于管理。一些企业干脆直接和当地劳务部门摊牌“别给我们分配老兵。”结果在1953年头两个季度中，48%的城市退伍军人依然失业。
退伍军人在返乡之后面临的工作歧视并非中国所独有，一战期间尼日利亚，加纳乃至美国的退伍军人都生活相当艰难。但在二战之后通过的GI法案使得美国的这种情况大为改善。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们这种对于退伍军人的反感常常根植于对于他们服役目的不认同。在越南战争期间，由于许多地方干部对苏联充满警惕， 而与美国开战引发的一系列风险更让他们无法理解这一决定。在重工业集中的上海地区，被美国空袭和国民党反攻的可能性更加深了对这场战争的反对。党的宣传机制也未能成功的消除群众的疑虑。在一次抗美援朝学习会上，一些上海的老师问道“就我们知道的社会阶段论而言，帝国主义终将被战胜，而人民最终会取得历史的胜利。那现在社会主义处在什么危机之中呢？”有些老师甚至拒绝佩戴红袖章“国民党在的时候，我们说国民党是好的。共产党来了，我们又说共产党是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那现在国民党又要打回来了，我们怎么办？”
不像妇女，工人，青年，海外华侨，残疾人甚至业主那样，老兵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独立的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组织的退伍军人抗议就已经开始了。许多无业老兵举着“政府不管我们就只好讨饭”的标语聚集起来冲击政府机关。在1957年百花齐放时期，老兵黄碧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退伍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并要求行政独立，并获得与共产党同等的政治地位。未及一年，黄就被划为右派，其组织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官方对于退伍军人组织的态度可以从1966年的事件中一窥究竟。12月21日，80名从各省聚集来的退伍军人来到中南海要求面见周恩来。周出面接见了他们，肯定了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并以自己老兵的身份拉近与这些抗议者的距离。但是到了关键问题上——老兵们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级的退伍军人机构”时，周便开始打太极。他声称，退伍军人可以借由工作身份加入当地的文革组织，但是他们本身不具备自我组织的基础。在引用了毛签发的文件之后，老兵们最终退缩了。在整个文革时期，1/3的老兵加入了造反派，向当地的基础官员宣泄积压已久的不满。在西南三省，老兵们和同样倍感歧视的少数民族青年组成联盟制造了许多暴力事件，并破坏粮食运输系统，直到中央派出军队镇压。
在意大利法西斯时期，“战斗法西斯”组织中退伍军人有着自己的代表和独立性。在西班牙弗朗哥政府中，退伍军人也被允许有自己的组织。例如“西班牙战争伤残军人联盟。”在共产主义国家中，苏联在1956年建立一个象征性的组织“苏维埃战争退伍军人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在之后逐渐获得实权，并保持了很大的独立性。他们可以对政府施压，并作为一个解决“黄油与面包”问题的平台为老兵争取利益。在1950年中期，中国政府也组织了基层性的“退伍军人委员会”，但是它几乎毫无实权，也无力与劳务部门交涉。比之行政机构，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听取抱怨和学习精神的社区团体而存在的。
社会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基本上与所有其它阶级隔离。而共产党军队主体大都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阶层。这使得在中国，战士们的真实生活状况难以通过文艺作品得到宣传。而这在美国，英国等国家是民众接纳，认知老兵的主要途径。
老兵是个脆弱的群体，他们大多出身社会底层，因而更容易在退伍之后感到孤独，焦虑和对已不存在的集体的依赖。所以他们更需要一种代表自己声音的组织，去宣誓退伍军人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但是在中国他们没有。为共和国战斗过的他们在沉默中逝去，在不甘中被埋葬。他们被夺走的不光是被尊重和被照料的可能，也是一种历史叙事的可能——去描绘如他们所见的战争史。这本应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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