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日军暴行——战时和现时的两种理性

整理自《Writing about Atrocity: Wartime Accoun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Uses》 作者PARKS M. COBLE

在当今的中国，对于抗日战争的公关记忆变得比任何时代都可视化。在博物馆，电影，电视节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毫无反抗能力的中国民众被日军残暴的杀害。尤其在大众媒体叙述南京大屠杀的地狱之景时。但是这种将中国人民纯粹作为无力受害者去展示的视角在历史上却并不主流。尤其在当时的战地记者笔下，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才是他们着墨点。在Kirk A.Denton看来，“从1990年代开始，关于抗日战争的讨论才转向陷于日军之手的中国受害者。”这篇文章试图复原淞沪会战，南京屠杀及大后方空袭战时记者对日军暴行的报道，并探究如此报道的深层原因。 除此之外也试图理解90年代后描述转移的内在逻辑。

中国东部沿海传统报业重镇的沦陷毫无疑问打击了国内的媒体。然而对于战争新闻的需求却依然庞大。大部分的记者和报纸都几经辗转成功的在大后方生存了下来。所以在那时仍有许多随军记者留在战争前线。因此报业并不缺乏对于那里发生的暴行的一手资料。

审查制度也往往被指为这些暴行未能披露的主因。但当时的审查主要着眼于前线报道是否会泄露国军军情，从而影响战局。虽然蒋介石在战前一度意图加强对媒体的审查。但在1937年12月南京沦陷至1938年十月武汉失守之间，一意迎敌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新闻报道。这段时间内“言论自由的洪流涌动。”但在武汉失守之后，媒体控制又被收紧。范长江许多揭露国民党领导缺陷的文章正是在此时遭遇审查。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许多暴行并非发生在前线，因而未被透露。比如说731部队生化试验的信息从来都是日军的高度机密。甚至在日本投降治后，美国占领军出于政治目的也未将其公开。结果远东军事法庭也未就此追责。“慰安妇”的存在也是战争结束多年之后方才被泄露出来的。在南京大屠杀时，由于中方记者在城市陷落之时就告离开，就算他们可以陆续收到暴行的消息，但最直接的报道反倒来自西方记者。

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两点皆非暴行被忽视的主因。当时媒体界和文化界的共同信念才是。对于那时大多数中方记者而言，将国民描绘成日军攻击下的无助受害者于时局毫无裨益。他们理性的任务并非去描述那些眼见的“客观事实”，而是用笔唤醒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坚强。左翼记者们更是将战争报道是为动员，凝聚人民的途径。战争暴行是可以报道的，但只有克制的表达才不至于让它打击人民的士气。而为了动员的目的，英勇抵抗主题才应该是报道的主旋律。就算战争的残暴被稍稍展露，文章中的人民也绝不能显得束手就擒，任人宰割。“自1938年八月13日始，敌人开始用新式武器杀害我军，我军伤亡惨重…但敌人也同样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敌人在我国南部和北部都损失惨重。”中国人民也许正在死亡，但他们也在抗争。

范长江亲历淞沪会战，并因为对于上海战况的一系列报道成名。他的文章中充满可对于被卷入战火的中国一般民众，尤其是对惶惶不得终日的难民的同情。尽管对于这些流民的苦难有着细节的描绘，范十分注意不刻画他们是无助受害者的形象，而是转而展现那些在良好领导和组织之下的中国民众的巨大潜力。他作品里哪个不论面临什么样困难都说“有办法”的17岁卡车司机正是他想传达给读者的印象。当他作为前线记者经历了一场一场的国军失败之后，这种理性逐渐转变为一种对最终胜利的信仰，因为他相信通过这场危机中国人民确实前所未有的团结起来了。因此他和他许多同事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依然斗志昂扬。

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足以引发国际社会同情的事件，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出现在许多国际刊物之中。国内也有胡风，郭沫若拟写长文叙述城内惨状。然后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文章并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刊行。在上海租界的大美晚报上，有一篇翻译自中国周报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但是却被放在报纸第三页的下端不显眼的位置。而当其他媒体对此事进行宣传时，往往都会以人民的抵抗为转折。在抵抗文学杂志1939年组织的一次文学竞赛中，阿龙的一篇描绘南京屠杀的手稿本已获评委会青睐，但颁奖礼却突然取消。40年中，他的修改稿再次遭拒。直至1987年这部《南京血迹》方才面世。在39年作者后续的文章中，他力争自己的作品并非“战败主义”。由此可见，南京屠杀的真实反映由于其丝毫没有展现出中国的抵抗故而在政治上难获认同。

在对于重庆的空袭的描述中，记者们倒是一反常态的不大吝惜对于惨状的描写。甚至连断肢孩童都会出现在文章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认为无差别空袭这种新的进攻形式足以引发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同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重庆和其他空袭地带居民的防范意识。因为在反复空袭开始一年之后，很多居民面对空袭的反应还是手足无措。而这些发生在大后方的难以避免的伤害对于住民而言更容易引发愤怒和团结。稍微激进的写法更容易调动人民的情绪。

在毛时代的中国，媒体对于日本暴行的态度一如战时。因为那时的叙事主线在于突出毛主席带领下的红军英勇抵抗，拯救家国。但是九十年代之后，由于某个事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成了党宣的重点。日军暴行作为中华人民所经历的共同苦难非常容易激发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因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被翻建，战时民众成为了任由外族欺凌的无力受害者。对于这些异族带来的痛苦的恐惧和愤怒很容易让人们更认同国家这个整体。

两个时代的媒体都在按照那时所需的理性去阐释事实。而不论哪种，都是为了引导人民。 一条希望能引导人民走向抵抗的胜利，一条希望引导人民贴近广场上的红旗。

整理：郝博阳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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