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倡议的亚投行，美国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架不住中国一直告诉世界这个银行会有“特效”。随着相信“特效”的英国的加入，抵制亚投行的美国联盟“DUANG”的一声垮塌了。不但德、法、意等50多个国家递交了创始成员国申请，连美国自己也不得不表示了要与亚投行合作的意向。最终，围绕着亚投行的国家间博弈，以美国的盟国纷纷加入亚投行而告一段落。这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单纯。

创建一个金融组织相对来说是容易的——只要有钱就行了。但要让这个金融组织持续地发展，则是另外一回事——它还得不断地赚钱。特别是亚投行这种发展银行与一般的银行不同，其目的是要对贫困国家进行援助，同时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而这两个目标并不那么容易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亚投行的真正考验还没有来临。如果亚投行的规程设定不满足相关国家的要求，或投资运作得不尽如人意，那么这些当初蜂拥而至的国家也更有可能会一哄而散。中国将50多个国家拉到亚投行这条船上，赢得了面子，但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国家之所以上船，可不是因为喜欢中国当老大，而是为分一杯羹而来。

亚投行能否走出“中国式投资”的怪圈？

过去的12年间（从2002年到2014年），在中国对外投资高速增长，吸引外资增长速度却放缓的背景下，中国逐渐成为净对外投资国。有统计表明，这12年里中国境外投资猛增50倍之多，直接投资存量超过6600亿美元。仅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就达到1400亿美元左右。由于这一年的中国对外投资比中国利用外资超出约200亿美元，表明中国已正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2014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和海外员工无论是规模还是占比都比上年有所上升，然而海外营业收入的平均占比却由22.25%降至20.86%，下降了1.39个百分点。这直接反映了中国公司海外业务投资回报率不理想。

其中最令人难以释怀的案例是在2008年，中钢不顾澳大利亚本土的反对声音“敌意收购”中西部矿产公司，结果在收购成功后周边的港口、铁路均被拍卖给日本三菱公司并随后停止建设，导致中钢收购的矿产无法利用。这家巨型国企以亏损严重、退出国企100强、决策者被调查而惨淡收场。类似的情况在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身上经常发生。商务部研究中心顾问吴东华教授则表示：中国“海外矿产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70%是失败的！充分说明了中国以往海外投资的风险之高、效益之低。

基于这样的历史记录，很多学者认为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未来的风险在于投资效益难以保障。因为在亚洲，虽然因基础设施短缺而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国家有很多，但也正是这些投资需求国的国内政局极度不稳定，是世界上最无法保障投资者利益的国家。此前中国在这些国家多有投资，但经常血本无归。特别是在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泰国的大米换高铁项目、柬埔寨的水利项目、斯里兰卡的港口项目近年来都遭到叫停，中资企业损失严重。

最大的风险是“模式风险”

当然，对于一心谋求大国地位的中国来说，其创设亚投行的目的更多的是政治性的，为“一带一路”的战略和中国金融地位进行铺垫，至于赚不赚钱尚在其次。不过，即使是基于这种考虑将投资回报放在第二位，亚投行所面临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风险仍不同低估，甚至其影响有可能超过单纯的经济风险。我将它命名为“模式风险”。

对外资本输出的“模式风险”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管理模式，二是对外投资模式。在内部管理方面，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的加入，一定是以谋求董事席位为目标。而在中国宣布放弃否决权的情况下，亚投行内部的管理将呈现典型的多头协商局面。中国必须学会在金融多边组织中发挥协调作用，否则亚投行将在董事分歧的情况下失去能力。迄今为止中国仍未明确亚投行的基本章程原则，这也表明内部协商的难度。

关于对外投资模式，最重要的不是投资回报，而是处理好投资和治理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正实现多边开发银行目标的生命线。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以往在进行投资时的核心议题正在于此。当然，许多得不到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两大银行的批判也正在于两者所坚持的投资与治理挂钩原则。

来自华盛顿的希尔顿教授曾任亚洲开发银行的总裁顾问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他的成名作书名叫做《联盟的诅咒》，描写的正是美国和世行冷战期间所进行的对外援助和投资，很多情况下带来的是严重的问题而不是进步，甚至制造出美国至今仍很头痛的敌人。他也曾专门向我谈了他的担忧，即中国和亚投行可能会步美国的后尘，在那些国家进行无效投资，甚至有可能催生坏的发展模式。他在全球参与了多个世行项目，经验表明，缺乏治理前提的投资经常会引发投资对象国更严重的国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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