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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朝关系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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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跟朝鲜两国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印象中,1949年以来的中朝关系与中苏关系有很大区别:中苏关系泾渭分明,前十年,苏联老大哥一切都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歌颂报道,后面的一二十年,中苏交恶,苏联一切都坏;而中朝关系60年来都是“鲜血凝结成的友谊”,除了友谊,从来看不见有别的说法。

现在,我们国家的对朝政策陷入尴尬,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研究和应对周边复杂的国际关系时,只能有一种声音,说好就一切都好,一旦发生意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过去大约十年,我都在搜集中国、苏联、朝鲜还有东欧各国的有关档案,做现代中朝关系的研究,正着手写一本书,主要关注1919~1976年之间的这段往事。

共产国际扶植早期朝共

现代中朝关系要追根溯源,必须搞清楚,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到二次大战之前,朝鲜共产党及其与中共关系的来龙去脉。现在人们一般都知道朝鲜劳动党,不知道有朝鲜共产党,金日成的传记中也不提朝共,因为当年朝共解散的时候,他还没入党。

1910年8月22日,日本通过强签《日韩合并条约》,兼并朝鲜,此后大量朝鲜人向日本、俄国、中国等周边国家移民。到日本的朝鲜移民比较老实,多是打工挣钱去了,很少参与政治运动。最活跃的是到俄国(后来是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这帮移民,到中国的移民也活跃起来了。1917年俄国闹十月革命,革命浪潮把这些朝鲜移民席卷进来了,纷纷各自成立共产党组织。

1919年3月,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三一运动”,30多名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在汉城公开发表“独立宣言”,遭到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强力镇压,但此举激发声势更浩大的朝鲜独立浪潮;第二件是列宁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本来列宁要在欧洲各国发动革命,但德国基尔水兵起义、匈牙利革命、进攻波兰等一系列革命暴动最后全失败了,列宁眼光不得不转向东方的落后国家,认为那里才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希望所在。在此战略方针下,共产国际成立,以大力扶持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包括倡导建立中共和朝共,而一开始对朝共更为重视,因为朝共第一拨人马就在苏联境内活动。

早期朝共有一个毛病,喜欢拉山头、分派别,到1920年前后,成立了不下20个朝鲜人的共产主义组织,几乎遍地都是。后来渐渐形成两股势力:在中国黑龙江以北的苏联境内,以贝加尔湖为界,一西一东,东边以赤塔为基地的是朝共“赤塔派”,得到俄共(布)远东局的支持;西边是以伊尔库茨克为基地,得到俄共(布)西伯利亚局的支持。在中国上海还有一拨朝共人士,称为“上海派”,因为共产国际远东局就设在上海。后来,上海派与赤塔派联合,成为“上海-赤塔派”。但按共产国际的章程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加入,必须先成立一个统一的具有代表性的党,不能大家都抢。问题是,共产国际内部也分派别,对那些在本地区成立起来的朝共组织,知根知底,关系密切,自然更为信任。

在远东地区的朝共党员,大多数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他们也搞革命,也信仰马列主义,但内心里更倾向于以争取朝鲜独立自由为主要奋斗目标,这就是后来势力很大的“赤塔派”,他们跟朝共“上海派”联系较为紧密。“上海派”早期最有名的领导人是李东辉,他见过列宁和托洛茨基,不但最早发起组织社会党,还组织创建了共产党,后者是第一个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朝共组织。最奇特的是,他跟著名的朝鲜民族主义活动家李承晚关系不错,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李承晚是总统,李东辉是总理。这种做法很像当年中国的国共合作,列宁对此特别欣赏,共产国际远东局也很支持。

朝共中的“伊尔库茨克派”,主要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活动,他们大都是已加入苏联国籍的朝鲜人,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俄共(布)更一致,等于俄共(布)的朝人支部,得到共产国际西伯利亚局支持。1920~1924年之间,共产国际远东局跟西伯利亚局两方来回争斗,分别支持“赤塔派”和“伊尔库茨克派”,争相合并朝共其他规模较小的组织派别,向上级互相告状,斥责另一方是特务。西伯利亚局的朝共人员到远东去,被远东局的人关押审判,反过来也一样,闹不清楚谁真谁假。他们又都拥有自己的武装,互相对立,甚至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1921年6月一次争斗就杀了400多人。

这下只好由共产国际出面善后了。1922年12月,共产国际解散了这两个朝共组织,成立朝鲜局,专门处理此类争斗。但是也不行,因为共产国际内部也闹分裂了。共产国际本来就是个各国共产党联合的组织,里面有各国的共产党人,本来哪国的人归哪国管,现在索性不要朝鲜人,让片山潜(日共)和维经斯基(俄国人)来主持朝鲜局。然而,1923年1月举行的朝鲜民族代表大会还是分为两派(上海派支持的“改造派”和伊尔库茨克派支持的“创造派”),朝鲜局分裂了,李东辉宣布退出朝鲜局。笔墨官司打到列宁和托洛茨基那儿。

最后的结果是,共产国际决定,一概不承认上面这些派别是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的建党原则:一国一党,而且组织要在本国活动发展,如果长期待在外国,必须加入当地的共产党。换言之,朝共要回到朝鲜境内建党去。于是,共产国际朝鲜局总部迁到了海参崴,然后到中国东北(满洲),再陆续往朝鲜境内派人去活动。1925年4月,第一届朝共中央成立,把国内几派人联合起来,有“火曜派”“北风会”等,开始表现还挺红火的,向莫斯科共产国际打报告,共产国际听了很高兴,马上大笔拨钱支持。当时朝鲜在日本殖民占领下,日本警察管得很严,共产国际支援的钱还没运回去,朝鲜境内的朝共组织就被日本人破获了,前后只存在了6个月。之后另一派的一拨新人又成立朝共中央和组织。但这个更短命,4个月后就让日本人破获了。以后又有“汉城派”“马列(ML)派”相继掌权。朝共组织短命的原因,除了日本警察确实搜捕很严厉外,根源还在朝共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告密、拆台,为了本派利益和名分,不惜出卖政治对手。这样来回折腾,1925~1928三年多里,朝共中央连续换了四届人马,其中第三届中央,光书记就换了五个。民族主义者发起的韩国临时政府那批人,内部分歧、派性斗争也很厉害,好几个重要人物遭到暗杀,都是朝鲜民族主义者干的。

中共与朝共的渊源

到了1928年,内外交困之下,朝鲜境内的共产主义力量几乎不复存在,当时有句玩笑话说,朝共中央开会都在监狱里开,因为所有中央委员都抓进去了。少数侥幸逃脱的人,跑到了莫斯科还互相指责、告密,不知谁真谁假,共产国际也没办法派人实地调查。

1928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再度做出决议,对以前的朝共中央和组织一概不予承认,要从头再建,这时候他们想起了中共。

朝共在苏联建不成,在朝鲜也建不成,只有中国的东北(满洲)仍有机会,那里革命力量还是很大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满洲全境的朝鲜移民不下几十万,其中不乏革命青年和共产主义者。于是共产国际决议,希望中共帮助朝鲜建党。

在此之前,中共与朝共并没什么联系。有的研究称,中朝两党之间早就形成了亲密的关系,我不这么看。

有种说法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在上海陈独秀的家里,会见过朝共领导人,但此说没有明确出处,也没讲清楚,中共与朝共两党领导人是否直接见过面开过会。还有一说,称李东辉、朴镇淳等朝共早期领导人见过陈独秀李大钊,但只是风言风语,没有证据,找不到注释,无法坐实。

目前唯一能确定的,是朴镇淳从莫斯科到中国来时,共产国际给了他一笔钱,其中一部分交到中共手里。过去这件事没弄清楚,给了多少钱?给谁了?是日元还是银元?都不知道。

我查到共产国际有两个报告专门提到此事:朝鲜人在苏联先后得到过两笔钱,第一笔400万纸卢布,不值钱,刚出发不久,在伊尔库茨克让当地俄国人截留了一半,到北京又让远东共和国(1920年4月成立,名义上独立,实际受苏俄控制,作为苏俄与进占海参崴等地的日本之间的缓冲地带,1922年11月并入苏联)驻华代表截了一半,真正到上海时仅剩下总数的四分之一;第二次给了40万金卢布,很值钱,由不同的人分着带,有的人路上失踪了,携带的现金也不知去向,最后到上海换成中国大洋,总共有25万多大洋,那时候可是一大笔钱了,可见共产国际真的是全力支持朝共。

上述报告里说,那25万多大洋,有1万零500大洋给了陈独秀,2万大洋给了日共,其他的钱都是朝共自己的。

当时有传言说朝共领导人李东辉用这笔钱在上海买了大房子,他的秘书金立用来娶了小老婆,李东辉为此专门两次写报告向共产国际汇报。但还有两点疑问,报告里未能解释清楚:第一,那1万零500大洋是共产国际委托转给中共的,还是朝共主动给的?我的判断是共产国际指令给的;第二,这笔钱交给陈独秀了吗?我找了很多材料,都没有相关线索,只有后来王若飞在延安时曾提到过此事。这是建党初期朝共与中共的唯一联系。

1925年以后,有一部分朝共人士转移到中国境内,因为逃避拘捕逃到了上海,成立朝共海外局,但他们未获朝共国内中央的承认,因此共产国际规定不能在朝鲜境外成立组织。这帮人处境很尴尬,私下商量,要不咱们直接参加中共算了。正好中共江苏省委成立法南(上海法租界和南市地区)支委,接收了他们,成立“中共上海韩人支部”,他们平时独立活动,存在时间不长,1932年前后就解散了。

当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有大量朝鲜人直接参加了中共,这拨人日后很有名。比如武亭,保定军官军校毕业,1925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广州起义,到江西苏区后进入中央红军作战部,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后来任朝鲜义勇军司令员。他特别得到中共高层重视,跟彭德怀关系极好,朝鲜战争期间,出任朝鲜人民军军长、炮兵司令官等职。还有杨林,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后投奔江西苏区,任红十五军团师参谋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当时加入中共的还有金山、李铁夫等人。金山1929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李铁夫则是1936年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接受刘少奇主持的中共北方局领导。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30年代早期有批判“铁夫路线”的记载,其实他是朝鲜人。

但这些人跟朝共没什么关系,那个时候中共也不太在乎党员的国籍,直到“二战”结束以后才有相关的规定。以前共产国际本来就不讲国籍,大家都是兄弟。

总而言之,直到1928年底之前,中朝两个共产党之间没什么特别关系,然后事情突然就发生了变化。

首度“融合”

从192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二战”结束,是中朝两个共产党关系的第二阶段,其间发生的事也挺有意思,可扼要说一下。

1927年4月,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公开破裂,中共党员在关内尤其是上海等大城市待不住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分析,认为东北这地方不错,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东北的中国本地老百姓老实一点,朝鲜人很不安分,点个火就着。而1927年到1929年期间,中共在满洲的党员总共只有一二百人,分十几个支部,不少支部都是“光棍书记”,他们常向上级汇报,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朝鲜共产党人。所以,中共中央就决定派陈为人、刘少奇前去做工作。当时朝共在满洲有2000多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还有好几万人,中共中央交给刘少奇他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革命力量争取过来。那时候共产国际只是让中共帮助朝共建党,还没下决心让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组织,我看到的回忆录中记载,正式向中共下达有关通知,是1930年5月份。

1926年4月朝共满洲总局成立,后来分裂为三个总局,“火曜派”、ML派(“马列派”)和“汉上派”(汉城-上海派)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党组织。1928年底共产国际宣布不再承认朝鲜共产党,对他们打击很大。中共干部抵达东北之后,分别做工作争取他们。“马列派”自感根基不牢,独立生存困难,马上宣布解散,加入中共,这是1930年3月的事。这下可触动了共产国际,5月18日就直接做出决议:第一,满洲的朝鲜共产党一律归中共管,把组织机构人员交给中共;第二,由中共帮助朝共建党。

中共有自己的考虑,他们主要想全面吸收改编朝共,靠这帮朝鲜人的力量加强中国革命,他们要求朝共解散,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这与共产国际最初想法是有明显分歧的。共产国际的决议直接导致“火曜派”满洲总局宣布解散。“汉上派”还想坚持,后来继续谈判,朝共要求整体加入,满洲还是他们活动的地盘,只不过归中共领导,但中共方面态度强硬,坚持“一个不剩”。

中共方面谈判优势明显:我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你们朝共的组织,没有一个是合法的,而且都在中国境内活动。经过一个多月讨价还价,到了7月,“汉上派”也解散了。

到1930年夏天,朝共满洲各派被迫宣布解散,党员重新申请加入中共。具体办法是,工农基层党员不要预备期,属于某一派的普通党员半年预备期,党内干部则要一年,此举目的,是严防朝鲜共产党原有的派别渗透到中共里来。

这样一来,中共在东北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1931年党员已经达到2000多人。据周保中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东北地区的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差不多都是朝鲜同志担任。与此同时,中共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重建的任务。但是后来发生“九一八事变”,这个工作就停止了。

在此过程中,老资格的朝共人士差不多全都离开,回苏联去了。他们遭遇也很惨,正赶上斯大林搞肃反运动,大清洗,结果全给杀了。近些年俄罗斯公布了当年所有被害朝共领导人的名单,除了李东辉病故,其他的像朴镇淳、韩明世、南万春等,不管哪一派的,都当做日本间谍被枪毙了。

这些人躲过了日本警察的搜捕,却没有逃出苏联秘密警察的清洗。残存的一点早期朝鲜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被消灭殆尽,一代人的奋斗就此终结。

1931~1932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的反日情绪高涨,新一代朝鲜革命力量起来了,他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当时加入中共的几乎都是这帮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金日成。

“老大哥”提携“小兄弟”

金日成出身东北抗日联军(原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他能在新一代的朝鲜共产党人中崭露头角,既有机遇的原因,与他个人的聪明才智也很有关系。金日成早年上过中国的学校,中国话说得很好,抗联中的汉族人不懂朝鲜话,而大部分朝鲜人又不太会讲中国话,两方沟通有困难,这样就显出金日成的作用了,所以他年纪虽轻,地位提升却比较快。

1938~1939年左右,抗联遭受日军强力镇压围攻,生存越来越困难,不得不时时越境跑到苏联一方去。以前苏联人对待越境抗联战士的态度是:只要跑过来的全部缴械,装上大闷罐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直接送到新疆去。斯大林用了这一招,是想中日两边都不想得罪——你让抗联战士吃饱了休整好,再回中国去打日本人,日本人哪能答应?本来斯大林在苏德边境时时刻刻准备跟希特勒打仗,就怕日本抄他后路;你又不能让中国人生气,还要指望中国人在东线抵抗日本,替苏联稳定后方呢。所以直接送到新疆军阀盛世才那儿去,盛世才跟斯大林关系很好,曾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迪化也有八路军办事处,抗联战士送那儿去,等于交还给中国人了。

但到了1939年,苏联人对越境的抗联战士态度突然大变,好吃好喝好招待,还给钱、发军装,后来成立了88旅,旅长授中校军衔。为什么呢?原来,苏联远东军区情报处处长留希科夫叛逃了!留希科夫在莫斯科的朋友打电话给他通报说,这一次的清洗名单里有你的名字,他慌了神,马上逃到珲春,投奔日本关东军。关东军喜出望外,这可是苏联远东军区的情报总头目啊!连忙问你有什么要求?留希科夫说,我老婆孩子还在莫斯科,你们帮忙弄出来吧,结果关东军想办法办成了这事,留希科夫一开口,一夜之间,苏联远东地区的情报人员被一网打尽。

负责苏联内务部的贝利亚赶快给远东军区发电报,说现在只有东北抗联可利用来填补空缺。此时,恰好领导东北抗联的中共党员杨靖宇、周保中等与被迫北上长征的中共中央失联,非常着急。他们想通过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办事处的王明、康生等人联系,苏联人就骗他们说,你们中央派人来远东了,你们各路军的领导人都来哈巴罗夫斯克集中开会吧,这就是有名的“伯力会议”。后来,抗联部队越境集中到了苏联远东,苏联人就不让他们再回国内了,整天就教战士们拍电报、跳伞、射击、暗杀和滑雪等等。说88旅是步兵旅,其实就是按照特种部队、特工人员来培训的。就在这个时候,金日成又一次得到了表现的机会。

那时候,抗联二路军总司令周保中、三路军总司令赵尚志都来了,唯有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被日军围困,苦战不支,以身殉国,政委魏拯民失踪,一路军群龙无首。金日成隶属于一路军,越境到苏联后被扣起来了。苏联人跟抗联领导人开会时,发现一路军没有来人,周保中提到金日成,说这人不错,就让他代表一路军。当时金日成还很年轻,不到30岁。他挺诚实的,在给苏联人的报告里说;其实我不是一路军领导人,他们都不在,我暂时介绍一下情况。

从此,苏联很看重金日成。俄国档案里有对金日成的评语:比较活跃,俄语学得好,在朝鲜人当中有影响。抗战胜利时,周保中本想领着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与八路军汇合,但苏联不同意。斯大林那时要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就解散了88旅,分别成立了中国、朝鲜两个工作团,以配合进入中国东北及朝鲜的苏联占领军,维持地方秩序。金日成被委任为朝鲜工作团团长,带着60多人,于1945年9月回到了朝鲜。

回过头再说说另一派人。除了早期参加中共的武亭等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内地的很多朝鲜人去了东北,但也有一批人直接加入了中共,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不少人到了延安,如朴一禹(后来的中朝联军副司令)、徐辉(后来任朝鲜内务相)、方虎山(四野166师政委)、李德山(四野164师副师长)、李向朝(朝鲜驻苏大使)、崔昌益(朝鲜内阁副首相)等等。还有国民党支持的一拨人,1938年10月,韩国临时政府要求成立朝鲜义勇队,蒋介石批准给钱,他们只有几百人,搞搞宣传和情报工作,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周恩来也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义勇队在武汉的成立仪式。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共闹分裂,这些人里的朝共成员跟中共联系,把主力部队拉到华北,成了八路军领导下的朝鲜人部队,改名朝鲜义勇军,又成立一个政治组织叫朝鲜独立同盟。他们跟金日成不一样,金是正儿八经的中共党员,在中共领导下,到延安这批人是国际纵队,跟野坂参三的日本反战同盟一样,属于国际友人。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攻击日本关东军,毛泽东、朱德指示朝鲜义勇军,说你们回国去吧,朝鲜革命需要你们。于是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各个地方武装中的全部几千名朝鲜官兵集结起来,浩浩荡荡开到了沈阳。但他们听到不利消息,鸭绿江过不去,因为苏联人不让进,原来这时候苏美两大国沿三八线把朝鲜分两半了,商定任何外来武装力量不得再进入。朝鲜义勇军先遣团刚过鸭绿江,就让苏联占领军缴了械,并被告知:不用你们来闹革命了,要不回中国,要不放下武器当普通公民。这些人一商量,不行,咱们还得闹革命,又回到中国境内来了。那会是1945年11月,国共在东北爆发内战,林彪正缺部队打仗,顺势让他们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逐渐形成了解放军四野部队中的朝鲜族部队,发展壮大到四万人。1949年夏天和1950年年初他们分两批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成了攻打南朝鲜的主力部队。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作者2014年6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胡华大讲堂”的演讲录音整理,内容有所删节,文稿经作者本人审定。)

来源:《中国经营报》2014-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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