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俄美公司因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而被迫关闭。俄美公司实际上是沙皇政府的代理机构，为俄国在北太平洋地区的探险和扩张，以及掠夺当地的资源，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暂时阻挡了俄国南下的步伐，但没有挡住俄国继续扩张的野心。此后的历代沙皇对黑龙江以北地区都予以高度关注，彼得一世命令前往中国的使节伊杰斯侦查黑龙江流域中国驻军情况。彼得一世派遣使团去蒙古，并和中国保持外交和商业关系，他还发起了对西伯利亚的学术研究。

1725年，沙皇政府训令出使中国的使节萨瓦尽可能探知清帝国的军事实力和物质资源。沙皇政府给萨瓦的训令中要求他尽力恢复中俄贸易，尽快绘制边境地图，划界谈判时不能放弃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不要把矿产、有特殊价值的土地和战略要地让给中国，谈判开始后尽力拖延划界，以使沙皇政府根据使团绘制的地图及其说明做出关于划界的最后决定。

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加强了两国间的贸易联系，根据条约规定，俄国东正教会得以在北京保持一个永久性的重要使团。此后，参与对华贸易的俄商逐年增多，俄国人用毛皮换取中国的丝绸，赚取了惊人的利润。俄国的经济落后于西欧国家，俄国生产的商品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俄国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后，独享了内陆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特别重视收集边境地区中国军力部署和黑龙江航行的相关情报。尼古拉一世即位后，趁清帝国日益衰微之时，委任穆拉维约夫为西伯利亚总督，抢夺中国的领土。沙俄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条约，夺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与此同时，俄国势力也侵入中国的西北边疆，于1864年与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了中国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沙俄在对中国的入侵中使尽了各种方法，除了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还施展阴谋诡计、外交讹诈、重金收买、派遣间谍、策动叛乱等手段。沙俄在追求既定目标时，“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伤天害理的事情”。

沙俄不仅割走中国大量领土，还通过一系列条约获得了在华的许多重要权益。当时一位旅居中国的英国人写下这样的评论：

中国的极端窘困就是俄国的机会。俄国外交的阴险狡诈，从未像这次表现得如此充分。俄国公使一度对陷入困境的中国政府假装温情脉脉，并主动提出在日益迫近的对外战争中给它以间接援助。可是，当他发现中国政府已经丧魂失魄时，就突然猛扑过来，向它提出种种的无耻要求，其中包括将全部满洲海岸和乌苏里江、黑龙江到日本海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俄国。中国人无力反抗。为了帮助他们早作决定，俄国公使又“温和地”通知说，如若不从，俄国的报复将比他们正在受到的惩罚更加可怕。于是条约就签订了，俄国胜利了。

十八至十九世纪中期沙俄在远东和阿拉斯加的扩张
开发和治理

十八世纪前期，俄国新占领的西伯利亚南部森林和草原地带，土地肥沃，矿产丰富，成为重点开发区，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再次突显。

彼得一世实行改革后，俄国力大大提升，但改革只是提高了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涉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俄国连年发动对外战争，导致赋税不断增加，底层人民的境遇恶化，使得大批国有农民和农奴逃亡。此时的西伯利亚谋生很容易，大多数逃亡者都去了西伯利亚，正好填补了劳动力的空缺。

1708年，彼得一世将全国分为八个省，西伯利亚省是其中之一，省会在托博尔斯克。1727年西伯利亚又分成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两省。

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出现了许多手工作坊和工业企业，沙皇政府把许多国有农民变成工厂依附农民，迫使他们到工厂劳动，缓解了劳动力的短缺。十八世纪中期，沙皇政府把西伯利亚的寺院土地收归国有，把寺院农民变成经济农民，使得他们的处境得到改善。整个十八世纪，西伯利亚的土地所有制是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地主和农奴主私有的土地所占比例还很小。

十八世纪中叶，沙皇政府迫于西伯利亚地区土著居民的反抗，对税制进行了改革，允许当地人用货币交税，税收也交给当地人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沙皇政府还放宽了对商业和渔猎业的某些限制，给商人以某些特权。

十八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在俄国有较快发展，西伯利亚地区原先以强制农民劳动的国有和皇家企业逐渐衰微，私营企业渐居主导地位。而此时俄国贵族阶层想法设法扩大产业，占有国家土地，失地农民越来越多，许多人流往西伯利亚，充当了雇佣工人。这一时期的采矿业主要依靠从工厂招募的工人和依附农民，雇佣劳力还很少，因此采矿业发展缓慢。

1819年，斯佩兰斯基出任西伯利亚总督，在任期间他对西伯利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为西伯利亚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然而，人口稀少问题一直制约着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和发展。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认为，这些新领土的根本需要是增加人口，人口增加了就会解决运输不畅、粮食生产不足和安全无保障等问题。在任职期间，穆拉维约夫无视俄外交部的压力，擅自在黑龙江流域展开了一系列的探险活动。他派人登上堪察加半岛建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赶走了萨哈林岛上的日本人，并占领该岛。他鼓励俄国移民定居阿穆尔河流域，并在阿穆尔河口和朝鲜边界之间的海岸建立了许多贸易站。他还对辖区内的土著居民强制推行俄语教育，并使用流放犯对边远地区进行开发。

1838年，基谢廖夫出任俄国家财产部长，推出《关于合理安排国有农民的章程》，鼓励各地政府对向东部迁移的农民提供便利，有力地推动了欧俄地区的农民向西伯利亚迁移。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由于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长，西伯利亚的人口已有显著增加。1795年，西伯利亚在册人口为125万，到1852年已增长到271.2万，其中土著居民为58.3万人。

沙俄在占领中国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后，向当地居民征收人头税和毛皮实物税，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迫使当地居民改用俄姓，使用俄语，信奉东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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