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伊斯兰国”给中东带来的乱局是当前该地区政治伊斯兰主义发展的突出写照，宗教极端主义必然混迹其中。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发起新一轮空中军事打击行动，但囿于自身利益以及有关国家政局动荡，未必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还将延续。未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变迁大体可从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过往的政治发展中找演变规律。
2014年6月以来，以“伊斯兰国”为首的反政府武装迅速占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领土，引发伊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指责以及国际社会对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再度泛滥的高度担忧。由于事态发展越来越超出外界想象和预期，8月8日美军战机开始在伊拉克境内空袭“伊斯兰国”目标，并于9月22日晚将空袭范围扩大到叙利亚。自2011年底从伊拉克撤军以来，美国军事力量再度卷入伊拉克国内冲突，以及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首次针对叙境内目标展开空中打击行动，均使得当前的中东局势又一次成为国际聚焦的中心点。据《纽约时报》9月29日报道，在28日播出的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美国低估了“伊斯兰国”的崛起，而且过于相信伊拉克军队，从而使得该地区“成为世界各地圣战分子的基地”【1】。 毫无疑问，中东局势的戏剧化发展，特别是伊斯兰国成为美国的军事打击对象，加大了外界对伊斯兰国及其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关注。
伊斯兰国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99年，其前身“认主独一圣战组织(Jama＇atal-Tawhidwal-Jihad)”在约旦人扎卡维 (AbuMusabAlZarqawi) 的领导下便宣告成立，并于2004年公开宣示效忠基地组织。从此，外界称之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l-QaedainIraq，AQI)”，而他们则自称“两河国家的圣战组织”。后于2006年初改名“圣战者协商委员会 (MujahideenShuraCouncil)”，同年10月扎卡维遭美军炸死后，该组织与伊拉克其他几个叛乱组织联合组建“伊拉克伊斯兰国 (IslamicStateofIraq，ISI)”，但遭到伊拉克境内外一些圣战组织的抵制。2010年底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给了ISI乘势发展壮大的机会。ISI武装分子不断深入内战中的叙利亚，并于2013年4月建立“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 (IslamicStateinIraqandal-Sham，ISIS)”。今年6月29日，其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 (AbuBakral-Baghdadi) 自封为“哈里发”，并宣布去掉组织名称中的“伊拉克和沙姆”，直接称为“伊斯兰国 (IslamicState，IS)”，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向其效忠。据法新社2014年9月12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目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介于20，000到31，500人之间，其中在叙利亚的15，000名外国武装人员中，来自西方国家的就有2，000人【2】 虽然早年发家于一帮乌合之众，但在过去14年来，得益于错综复杂的伊拉克局势和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势力不断坐大。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发展的内在机理。
一、伊斯兰主义是中东政治发展的必然
中东地区的政治变迁贯穿整个20世纪。自从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解以来，以中东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就完全处在外部列强的掌控之下。在这样一个有宗教圣地却无政治中心，宗教信仰跨越现代国界而各国利益却又泾渭分明的传统穆斯林帝国的废墟上，英、法、美是先后影响和左右中东政治变迁的主要外部力量，中东成为西方大国的殖民地或托管地。分裂的伊斯兰核心区，既有列强争霸，又有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塞缪尔·亨廷顿笔下的文明冲突，实际上自一次大战结束后即已在中东上演。只不过在冷战时期为美苏对峙所掩盖，冷战结束后则为国际反恐战争所取代。观察当前中东的政治和安全形势，离不开对其伊斯兰属性的认识。
从内部看，中东安全形势取决两个因素: 一是政治体制的长期僵化，二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无论能否成功推翻僵化的政治体制，必然都会带来政治形势的动荡，以及以政治伊斯兰运动为代表的各种政治反对力量的兴起。体制外的政治抗争，最终往往会诉诸暴力和极端形式，使恐怖主义得以滋生和蔓延。
当前中东的政治形势，主要以阿拉伯之春后中东有关国家的政治动荡为主要特征。在急剧动荡或表面稳定的背后，利比亚两个政府并立、埃及塞西政府疲于应付转入地下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暴力抗争、叙利亚巴沙尔当局与各路反对力量陷入持久战、伊拉克内部民族教派矛盾日益激化、也门什叶派胡塞叛军势力正对首都萨那形成合围，其中尤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横行最吸引外界的关注。依据传统伊斯兰世界政治变革的基本特征来看，专制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带来的政治动荡，一定会使政治伊斯兰
运动获得发展空间，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宗教政党赢取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长期被拒于体制之外的政治反对势力，刚开始能够获得的群众基础无一例外地都来自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的支持。
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包含社会、经济和文化内涵的生活方式，规范着广大穆斯林的价值观、道德观，进而影响到他们对待历史、时局和西方的态度。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伊斯兰教强调穆斯林的神圣使命在于实现安拉的统治，它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倾向于视为宗教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3】伊斯兰主义运动正是凭借这一伊斯兰特性而在世俗政治斗争中大显身手。
就整体而言，中东是世界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较晚、传统部落、教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之一。包括阿拉伯各国在内的伊斯兰世界往往是以民族、部落或地区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半岛地区的四分五裂，废除多神崇拜而皈依唯一真主安拉，进而统一半岛地区并实现伊斯兰帝国的扩张。但在接下来的扩张、征服、战争和帝国瓦解的历史进程中，国内的社会结构问题没能得到彻底解决，人们在宗教信仰的遮蔽下暂时忽略了自身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伴随世界政治进入20世纪，伊斯兰世界遭遇空前的外来入侵，旧的奥斯曼帝国步入历史，而新的外部列强接踵而至。在外部宗主力量交替征服和统治下，在内部伊斯兰统一外表掩盖下，中东地区的民族、宗教对立延续下来。一旦外来主宰力量消失，以及内部威权势力瓦解，则政治变迁必定带来民族、宗教对立的凸显，这已成20世纪中东政治发展的一条规律。简言之，伴随政治变革的进程，政治伊斯兰势力必定进入公众视野和权力斗争的中心，成为影响乃至左右国家政治进程的主要力量。
二、极端主义成为宗教政治势力的工具
有政治斗争，就有政治变革，剧烈的政治变革则伴随此起彼伏的改朝换代。20世纪以来，中东国家政治换代的主要形式，大多离不开暴力与革命两种途径，这为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崛起提供了政治舞台和群众基础。自从20世纪初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20年代的凯末尔革命，50、60年代的民族解放战争，70年代末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9·11事件后的两场反恐战争，以及当前仍在延续的阿拉伯各国的政治动荡，无不反映出中东地区政治变革的暴力性和革命性。因为没有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安排，政治反对势力往往诉诸政治伊斯兰力量来与当局抗衡。宗教政党、组织和领袖大多成为政治运动的领导者。宗教离不开政治，政治更借助宗教而不断扩大影响。
政治伊斯兰运动，绝对不是为了宗教复兴，而是以宗教运动的形式出现的政治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政权争夺，即从一味依赖外部世界，奉行世俗化、西方化政策的当权者手中，转移到坚持伊斯兰道路、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政治和宗教人物手中，确保国家回归基本教义的指导。尽管多数西方学者相信，政治伊斯兰运动“没有在任何地方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没有找到同盟军”【4】， 但他们在中东多数国家扮演的政治角色及其国际影响却不容小觑。伊朗伊斯兰革命虽然没能成功输出，但却鼓舞了哈马斯、真主党等伊斯兰政治组织，基地组织及其在各国的分支、反美反西方同时反本国政权的宗教武装组织的跨国联合，也助长了中东地区极端主义势力对社会的蚕食。
总之，中东地区的政治变迁，其发展有内外两个方向: 对内，当权者与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对抗扩大到社会大众之中; 对外，跨国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和宗教极端主义彼此呼应，影响波及欧美及中国、俄罗斯、印度等伊斯兰核心区的周边国家。无论内外，政治伊斯兰主义乃至宗教极端主义都深陷其中。历史上中东地区的政治变革，往往经历三个阶段: 首先，发生推翻旧政权的人民革命。其次，新政权展开政治清算和确立统治基础。最后，宗教政治运动兴起，极端主义横行，政局陷入动荡胶着状态。就当前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而言，革命的第一阶段，主要针对西亚北非各国，引发各国人民不满和街头革命，动摇的都是欧美国家在当地的坚定盟友。这一阶段目前已告一段落。
革命的第二阶段，正在全面展开。有关国家的当局被迫改革，新政权开始政治清算、打击异己，新的政治制度逐步确立，各派政治力量重新平衡。伊拉克什叶派政权在前总理马利基的领导下，全力打击萨达姆时代的逊尼派政治势力，与库尔德斯坦自治力量争夺北方油田，同时还极力排挤什叶派内部异己派别，从而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混乱、对峙与分裂，为伊斯兰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埃及在过去的三年中，先有穆斯林兄弟会对穆巴拉克政权的清算和宗教政治反扑，后有得到世俗民意支持的塞西军政权的建立，从街头革命推翻旧政权，到民选政府建立、宗教政党执政，再到军事政变与最新的民选政府的产生，埃及的政治变迁犹如过山车一般令外界目不暇给，也使得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再次转入地下，进而走上极端主义的武装反抗之路。
革命的第三阶段，在混乱政局引发人民不满、社会动荡加剧之后，接下来便是宗教政治运动的抬头，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粉墨登场。后者与世俗政治势力的角力成为当前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政治进程的主线之一。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正是这股宗教政治运动和极端主义甚嚣尘上的体现。尽管今年初基地组织切断了与伊斯兰国的联系，不承认其为基地组织的分支，但二者所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却没有分别。2013年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被问及全球主要威胁来自哪里时，全世界约有49%的人认为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其中美国有56%、欧洲55%、非洲56%、亚太47%、中东41%、拉美31%的受访者都认同这一态度。报告的其他问卷数据也显示，相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形势等其他国际议题，多数西方国民大多将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可能带来的威胁放在主要位置【5】。 2014年1月26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宗教极端主义已成为世界各地冲突的最大来源，它所引起的冲突有可能是21世纪最典型的战争【6】。布莱尔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