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波澜：非常有趣的是，你既讨论了培养资产阶级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和私立大学，也专门讨论了培养和吸纳革命者（如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 恽代英、张太雷、彭述之、李季、李达等）的上海大学。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革命文化甚至20世纪中国革命来说，上海大学主要扮演了什么角色？
叶文心：上海大学非常有趣，值得进一步研究。将上海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大学的不同。圣约翰大学是先办的大学， 先盖了房子、有了教授、设置了课程，然后才招生，再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扩充，所以是学校培养学生、学校建制学程，学生是交了学费来上课的，这基本上是圣约翰 大学的办学模式。
上海大学正好相反，它是先有一批愿意做教授以及愿意做学生的人集结在一块，由他们主导建立的一个校园，所以房子是他们找的，经费是他们筹措的， 课程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学识、认为什么样的课程最有助于解决当时民族国家和社会政治的问题而创设的。所以上海大学从一开始名声最响亮的是社会学系，其包含的 内涵五花八门，不过最基本的意图就是要跟社会发生关系，那个社会就是当时的工厂、工人、工厂里的种种社会现象、外地人进入上海遭遇的种种困难等。他们是先 有问题，以此为核心来推动学校的成立。他们创立的学校，房子不怎么样，住得也不怎么样，得到学位以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也说不定，来上学的人都是仰慕这几位 思想家或者是文学家的大名而来，从这个意义来看，上海大学的创校和圣约翰大学创校的动力是完全相反的。
很有趣的是，通常从有关上海大学的回忆录，我们看到的都是社会系的活动。其实上海大学还有一个英文系，以及搞会计统计之类的系，这要看国民政府教 育部的档案才能看得出来。为什么英文系、会计统计之类的系也可以成立，而且招的学生也不少，但在上海大学的校史里头却默默无闻？原因很简单，通过这些学科 他们也招收一些希望学得实用知识以后以此谋求职业而不是寄情革命的人，这些系收取不菲的学费，间接支持了社会系的革命活动。因为上海大学认识到，它是存在 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个组织，除了提倡社会革命之外，它不能不做别的事，所以开设了一些有实用价值的学科，招收了不少学生并收取了不少的学费，用以支持革 命活动。
在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里，上海大学的作用非常大。最主要是因为它在传媒里头有极高的可见度。它和圣约翰大学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类型的传媒上出 现。圣约翰大学在当时的报章以及期刊上经常出现，且多是慈善、义卖、跳舞等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活动。上海大学也在当时的报章和期刊上经常出现，可是它出现 的渠道不一样，它出现在自己办的革命刊物里，这些刊物本身是它的活动的宣传品。如果它进入到譬如上海工部局的档案里的话，就往往跟罢工、罢市或者警察想干 预的活动有关，这就是当时上海大学直接或间接让公众知道它的名声的一种机会。尤其是它的社会系，瞿秋白等人所组织的一些罢工、罢市或者在工厂里面进行的工 人识字班、夜校等活动，在群众中间有高度的影响力。
田波澜：很多读者对于你在书中描述的学生群体因各种思潮、学费高昂、生活贫苦而形成的迷惘和苦闷情绪特别感兴趣，这种叙述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平 衡了对民国大学生活过于浪漫主义的历史再现。在你看来，这种后五四时期的充满“异乡感”（也即是没有归属感）的校园思潮，对于当时知识青年的拥抱革命产生 了何种影响？
叶文心：国民政府当政以后，从1932年到1937年这5年之内，在经济上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最严重的是1933和1934 年，1935、1936年，中国跟日本在华北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937年就开始全面打仗了。所以在1932到1937年之间，这些上海地区的教会大学， 虽然培养出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拿着大学的文凭，可是他们找不到白领的工作。尤其毕业生中大多是非理工科的学生，他们所修习的科目多是商科跟经济，却正好 遇上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是找不到新式企业中的白领工作。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训这些学生说，你们之所以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们在大学里习惯了西方式资产 阶级的生活，如果你们愿意放下穿长衫的身段，加入短衫人实际动手的行列，或者愿意到内地去，一定可以找得到工作。
教育部经常以这样的口气来教训1930年代上海城市里的大学生。大学生群体中也许有的人的生活是浮华的，可是在内地经济萧条、失业剧增和农村凋 零的背景之下，能够上大学的人，总算是交得起学费的人，所以一定会被说成是生活奢靡的。国民政府对教会学校“奢靡”的这种批评，跟国民政府当时在经济上所 遭遇到的不景气大有关系。他们想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有一大帮手里拿到大学文凭却不能够就业的青年人，这些人都是精英出身，这些人都曾积极投入国民政府的中 国现代化图景，而这群人面临失业，对整个国民政府体系有着强烈的不满。
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固然是拥抱革命，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30年代尤其是在大学所处的城市之中是处于低潮时期。中共已经从江 西苏维埃撤出，红军开始长征，辗转向陕甘宁地区行进。上海和北京城里的知识青年如果想要寻找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话，这个力量在1930年代的都市里 头还处于低潮期。他们直接投奔延安或者革命根据地，是必须要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才能够发生的。当时国民政府在城市里的统治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个时候的知识 青年，即便有倾向社会主义的愿望，可实践起来也很困难。但虽然这样，1930年代还是有不少人组织读书会，自己摸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过这一帮人跟中国共 产党的党组织没有关系，他们要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才逐渐找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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