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文化，对当时上海大学生的影响应该是不小”
田波澜：你在书中也写到上海一些私立大学的学生，在教育部的报告里呈现出的完全是消费主义者的形象：“这些大学生们从不关心任何严肃的事情。他 们过着娱乐休闲的生活。他们的衣着昂贵，饮食考究。他们消费进口商品。他们经常出入影院和舞厅。他们出门坐着雪佛兰汽车。他们既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关心 他们的学业。”你如何看待消费主义文化对大学精英文化的影响？
叶文心：民国时期的大学精英，并不是都集中在上海，南京和北京等其他一些城市也有大学生。在1919年到1937年之间，全国将近四分之三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是在这三个城市接受教育的。但是总的说来，北京、上海、南京是三座不同的城市，有三种不同的消费形态。国民政府教育部最不满意的是上海。它对 在它政府大门口边上的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群体的消费形态，批评意见还不算是很大。北京大学生是另外一种消费文化形态，也不是国民政府批评的重点。它批评的 重点是海派的消费文化，这里面大约也包含了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比如对于所谓海派、买办文化和帝国主义的不满。
上海在民国时期除了是一个教育中心之外，中国的出版事业、电影事业、百货店、广告业等以市场取向为主导、以商业性诉求为主的文化产业也基本上集 中在上海。国民政府最不满意的是这些以西化为取向、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出版业。跟这些相对应甚至对抗的则是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受宣传部门指挥的非赢利性的 文化事业。
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对当时上海大学生的影响应该是不小。多半大学生爱看西洋电影，当然国产片在上海也有相当市场，不过像圣约翰的大学生多半看进 口的西洋电影。多半的资产阶层在四大百货公司进行消费，但是这未必表示说每一个大学生都在四大百货公司进行消费，只是说在这些公司消费是经济地位的一种象 征或符号。多半的大学生，包括圣约翰大学的大学生是不会去四大百货公司的，比如邹韬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没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不到四大百货公司去进 行消费，可是在一般人的眼里，他也难免被目为带有一些西化的生活习惯。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个圣约翰大学的学生都一定到四大百货公司进行消费，只是当时社会、 官方和媒体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若有大学生在四大百货公司消费，那准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或者说准是教会大学的学生。我母亲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我就问过 她，当年去先施、永安买东西是怎么样的？她说她在圣约翰四年从来没有进过先施、永安，先施和永安是太太、少奶奶去的，不是大学女生去的。
田波澜：今天中国的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都在各种压力下宣称正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迈进，但学术界的丑闻不断，学术生产流于形式主义，学术人才流 失严重，无论是学者群体自身，还是社会各界，对大学（包括学者专家群体）的评价似乎越来越负面化。回首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民国大学史，你觉得今天的高等教育 管理部门和大学应从中吸取怎样的传统与遗产？
叶文心：民国时期的大学可以发展出多元化的门类，给学生们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比如北京大学跟圣约翰大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学校，圣约翰大学跟中 央大学的性质又完全不同。同时从区域性上来说，每一个省省会的大学都各自发挥出他们在专业上的特色，譬如当年的武汉大学跟广州的中山大学很不一样。所以对 学生来说，没有法子拿一个同样的尺度一路比划下来，说北大清华一定排在前头，它不是有一个顶尖的金字塔，而是在多元多样的办学宗旨下，有更多学校可以结合 本身优势跟地方特色，让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得到素质最强的教育。所以从整个体制来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体制比较活络一些。
民国时期进大学也没有统一的高考，因此大学的入学标准或者大学的课程，对中学教育或者小学教育，就不至于造成从上而下一刀切的纪律或者规范，不 至于说有些小孩还没有进幼儿园就已经开始考虑需要进哪个幼儿园才能进得了北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其全部的图景，对我们今天来说可以汲 取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比较多元化的模式，同样都是优质教育甚至顶尖教育，但是这个顶尖的内涵可以多元多样。同时，这个顶尖的教育更可以让学生们结合个人的 长处和优势，或者是他所来自的地方的需要或长处，来发挥或是接受那样的优质教育。对优质教育内涵的理解是比较有弹性的，面相是比较宽广的。
更主要的一点是，大学本科的教育内容里，职业训练的成分比较低，而人文通识的成分比较强，民国时期的教育所希望培养的是能够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 能力的人，而不是一个进入到一定的岗位之后就能够很快上手、具有专业科技知识的人。就是说专业科技知识并不是不重要，可是它让大学不只是一个高层技术人员 的训练班，而更是针对每一个人全面发挥的需要而提供一种更为全面的教育，公民教育、社会关怀、人文素养、社会文明都包含在内，不只是把教育或知识工具化。 民国时期的大学虽然五花八门，这些学校也未必做得非常完善，可是在办校理念上，多半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这可能是它的一个长处。
而民国时期的大学之所以能够这样，一方面它所承继的是传统中国对教育的理解，另一方面它透过教会大学也受到西方通识教育的影响。可是中国的教育 从晚清以来之所以需要改革，就是因为从晚清以来大家都认识到中国的知识人必须大大地强化对自然科学和科技知识的理解，否则他们只能空谈而不能真正对国家有 贡献。所以总的说来，这三块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作者简介：叶文心，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赴美深造，1984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2000年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主任，现任该校历史系讲座教授暨东亚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上海都市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 (《疏离的学院：中华民国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乡下人的旅行：文化、空间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等。
文/叶文心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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