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ey Never Sleeps

中国经济发展逻辑与增长极限

经济 sean 637℃ 2评论

入世

本文为作者于杰先生于2014年年初一个内部讨论的整理稿。中国过去4年的经济轨迹正在印证文中的逻辑。有投资者因为此文调整了资产配置,有境外机构全文翻译传阅该讨论稿。我们今天重发此文,希望帮助读者和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形势和中美经贸关系。

今天同大家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另一个,基于全球背景、中国过去35年经济增长逻辑,以及当下的经济困境。其中的一些内容,过去几年也在报纸上发过,今天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全球经济荣枯均有中美因素

一、经济增长的条件,是劳动力、资金和资源。历史的经验表明,具备了这些条件,经济不见得增长,或者不见得实现理想的增长效果。这些条件只能视为必要条件,要实现预期的增长,不仅需要禀赋接近的经济体,还需要制度的配合。

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迅速,根本原因是技术革新及传播和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技术的发端和产业化普及主要在西方市场体,原因在于其制度对创新的支持、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逐渐完善的企业组织对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些因素构成了系统化的、健康的市场秩序,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20世纪之后的金融业发展,对技术创新及应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期间,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崛起,很好地印证了比较优势理论。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是认同重商主义的,后发经济体要阶段性地实现经济增长,必须依托开放、国际贸易。中国过去60年的经济轨迹,也是一个证明。

技术研发上的相对“稳周期”(时间长)和后发经济体学习周期的缩短,是一个矛盾。后者会在时间上对先发经济体形成一个倒逼,先发经济体的引领优势会相对弱化,以往的平衡会被打破,摩擦不可避免,日益发达的金融市场将这种不平衡快速演化为危机。

蒸汽机、铁路、化工这些新技术,传播、应用的周期都比较长,铁路的建设甚至在中国引发了政治革命。IT作为一个新技术,同时又是技术传播的手段,**缩短了学习时间(历史上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极大地开发了民智,提高了学习能力,对新技术的传播也很重要),IT技术又使得很多领域的新发明、产品的学习、“推广”变得以秒计算,大部分社会稳定的经济体,生产效率得以明显提高,中国尤其受益。

具备革命性的新技术没有在短期内出现,作为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美国,在中国这样的快速学习者看来,“老师不灵了”。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次危机还有很重要的中国因素。得益于WTO之后的全球化红利以及此轮IT技术的应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由于缺乏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企业低成本地利用新技术,快速提高生产效率,并大量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出口,加剧了全球贸易的失衡。中国出口在WTO之后快速急剧增加,除了前述原因,还有几个关键因素:欧美在2001年之后向中国敞开市场,没有“最惠国待遇”一类的折腾;中国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参与到国际贸易活动中,有一个统计数字,说是WTO后,中国直接、间接参与外贸的劳动力达到3亿,超过欧盟总人口;社会低福利降低了出口商品成本,比较典型的如低人工福利和环境污染;非经济因素恶化收入差距,抑制国内消费。这些内容,后面会继续探讨。此间,中国积累了高额的贸易顺差(主要是来自美国的顺差,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顺差,中国的国际贸易将保持持续逆差;另外,美国官方公布的中美贸易顺差同中国公布的数据有差异,主要是美国统计了通过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的贸易品。美国的这个统计数据更客观。很好理解,如果美国市场减少消费,这些转口就不会产生,中国出口总量会随之降低。),并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再度回流美国金融市场。

中国的巨量出口和顺差美元回流这两个因素,使得美国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CPI持续保持低位,金融市场资金充沛。产业创新的滞后和资本逐利的要求,推动资本市场“自我创新”,“次贷”因此繁荣。缺乏实业基础,金融泡沫制造的繁荣难以持续,庞大的资金又使得短周期的危害加大。

美国是全球最终消费市场,中国是全球最大生产车间,互相依托,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危机,均有美国和中国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逻辑

二、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过去35年,中国经济总量倍增,以当年价格计,1979年GDP总量4062.6亿人民币,2013年是568845亿,2000年之后增长尤其明显。

取得这个成绩,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因素均不可或缺。国际上我总结为四个方面:亚洲无战事、东欧事不断、南美陷停滞、美国发门票。用官方的语言就是:“良好的国际环境”;国内因素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农村联产承包,解决了粮食供给,解放了劳动力,为后来的工业化打了基础;开放,就是找市场、资金,引进技术,开始工业化,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搭上全球化的快车。这同前述的国际因素中的“美国发门票”是契合的。

从经济增长的三个必要条件分析,中国在改革之初唯一缺少资本。如果考虑比较优势,中国可以用人力优势换取资本,开放是桥梁,解决了这个问题。这30多年的经验证明,只要不折腾,市场、民众可以做出理性选择,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政策的价值在于,不违人性、市场规律,因为政策制定者并不比大众聪明。就比如,改革之初的粮食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体力劳动者和土地肥沃的红利,政策只是顺应了民意。加入WTO,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非常典型的Freerider,看先发国家如何增长、发展起来,跟随就可以了。各种政策、战略,除了增加寻租的机会,并不会为大众增加福利。所有政策的成绩,都只是开放的结果。这个逻辑我在“积累三十年”的文章里有详细分析。马航370事件中中国的角色,也很像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

在改革和开放两个政策之间(如果将这两个政策看作是政府对内、对外的两个举措),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改革的空间,在1980和1990年代,已经是极限,“南巡”并没有改变“改革”空间狭小的困境。开放,突破了国内的空间限制,解决了产能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劳动力优势的发挥。开放以对外贸易为先、积累顺差,外资同步陆续跟进,从而解决了“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贸易规模扩大的轨迹,正是中国经济扩大的内在逻辑,繁荣之下,掩盖和推迟了改革的压力。

出口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是:出口增加——消化过剩产能——换取外汇/外资流入——增加货币发行——贷款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地产等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繁荣)。

上述过程中,有三个环节至关重要。

一是消化过剩产能,二是该改变货币发行方式,第三是货币化(货币供应量增加)。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共识是投资拉动。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这个结论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投资拉动就可以解决经济增长,为什么在加入WTO之前没有持续依靠投资拉动?1949年至1993年,中国投资占GDP比重最高的年份是大跃进的1958年,结果是连着“三年自然灾害”;1993年,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东风,年度投资增长率超过50%(到目前为止纪录未打破),其后是8年的去产能过程:砸三铁、保值储蓄、下岗再就业、国退民进、抓大放小、银行坏帐超过20%/技术上破产……最终需要GDP“保八”。投资的直接结果是产能增加,生产产品卖给谁?是个问题。

改革之初,正是中国出生高峰期人口进入劳动力步入就业年龄。劳动力充裕,用好了是红利,用不好就是麻烦。在加入WTO之前,政策当局想尽各种策略,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就是“折腾”。出口市场(export)是中国产能的出口(outlet),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投资产能的问题才解决,投资增长才逐渐恢复。并进一步强化其与GDP增长的正相关和因果关系。解决了产能,也就解决了就业。如果中国更早地加入WTO,可能就不会有1995年之后的“国退民进”了。

改革、开放,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是政府无奈之选。不选择开放,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不远的邻居可为印鉴。怀疑开放、外贸出口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看看中国哪些区域发达、打工者来自哪里/去向哪里、房价哪些城市高、铜/铁矿石/大豆融资在哪些城市出现,怀疑会少一些。当然,在中国,首都是特例,即使首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四环内仍然会异常繁荣。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中国经济发展逻辑与增长极限

喜欢 (2)or分享 (0)
发表我的评论
取消评论
表情
(2)个小伙伴在吐槽
  1. 卡可以发,也可以收
    匿名2018-10-30 19:13 回复
    • 好日子到头了
      匿名2018-11-04 21:46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