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最早发现的仰韶文化及其研究，标志着现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同时也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开启了对“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探讨，包括边境上的内亚游牧民族的起源。1970年代，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在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叫“满天星斗”的概念，来表述中国不同文化和族群的分布。这一表述挑战了汉文明处于中心，蛮夷位于边缘的传统中国史学观。[14]仰韶文化的研究导致中国的民族学考古学化，使青铜时代和当下中国的多民族形态被连接起来，这一发展无疑挑战了哈特利(L.P. Hartley)的名言：“过去即异邦，行事皆不同”。[15]
苏秉琦的概念几乎就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理论[16]，这个理论允许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间相互作用的存在，直接启发人类学家费孝通于1988年提出他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17]前文已提及，“中华民族”概念在1930年代末曾受到热议，费孝通也是积极参与者。这个概念的复兴必然是中国学人对统一民族形式的继续渴望和探索，因为根据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将众多的民族统合为一体是文革后中国用民族主义来建设巩固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苏秉琦在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满天星斗”的概念来表述中国不同文化和族群的分布
通过“中华民族”这个非宪法概念[18]，费孝通试图结合从英国社会人类学学到的功能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解决内亚征服者认同中国的问题。费孝通将中国和内亚之间的征战和贸易看作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模式，在无意识中形成中华民族，使之成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他提出，1840年中国被西方半殖民后，这些长期不和的民族开始“意识”到他们的中国人身份，于是“自觉”地认同了一个中华民族。我们可以看出，费孝通不是以征服或被征服的名义将内亚人纳入到中华民族中来，而是通过揭示内亚人发挥其自身的能动性来实现的。成为中华民族有机部分的原内亚征服者被认为不再与汉人敌对，进而划清与外部世界的界限。
内亚人对中国“自觉”的认同这个提法是中国人概念化想象中的典型范式变化，挑战了中国传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表述或魏特夫和冯家昇[19]所推行的征服王朝叙述中的对立范式。最近有些中国学者对美国新清史学家著述中有关承认满州人在其建立的复合帝国中具有非汉主体意识，并有不同的内亚统治模式给予严厉批评，公开指责新清史是西方针对中国的阴谋。[20]虽然如此，这些批评者并不否认内亚对现代中国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只是不承认内亚人有自己的立场而已。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关于内亚边疆的著作最近在中国学界大受欢迎，他提出了被长城分隔两边的内亚人和中原汉族人的共生关系，这一边疆理论俨然变成了“主体间性”方法论的先驱。在中国，这种理论的中心价值就是促进民族间的亲密感。[21]很显然，中国学术界正在兴起一个新的范式，我曾称之为“帝国转向”。[22]在这个转向中，满清帝国的游牧遗产，乃至蒙元，甚至匈奴，现在都成为建设和巩固中华民族必不可少的资源，内亚人及其土地都成为了中国和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反观之，所有这些其实又在说明，中国之成为中国，只能从内亚去理解。
如果内亚游牧民族的征服和其所建立的“征服王朝”是以往中国历史学“不承认”或鞭挞的对象，那么今天，它已经被中国最富想象力的政治哲学家赵汀阳扭转为积极有效的正能量。在他的新书《惠此中国: 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里,[23] 赵汀阳尝试通过给内亚游牧民族一个中国及其文化创始先祖的显要地位，即承认黄帝起源于游牧民族，来建立中国政治神学。在这个表述中，中国成为一个开放的、资源丰富的、没有阻隔的，欢迎所有闯入异族的世界性国家。他从“逐鹿中原”这个概念中得出中原是猎鹿之地，几千年来一直吸引野心勃勃的游牧征服者来猎取财富，但它又是一个吞噬猎人和入侵者的漩涡，让其有来无归，化为中国人。可以看出，赵汀阳的中国政治神话将内亚人通常被看作不道德、野蛮和贪婪的的征服行为转化成了对“中国梦”的追逐。
今天，中国对内亚的渴求伸展到蒙古人缔造的世界帝国。除了大量的中国历史学家所著的出版物以外，我们发现日本历史学家杉山正明和冈田英弘等关于蒙古帝国的著作译本也在主要书店中占据显要位置。[24]他们撰写以蒙古和内亚游牧民族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意图是挑战中国（和欧洲）的中心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书在中国却大受欢迎。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中国已将自己想象成内亚帝国，或者至少是将内亚作为历史上和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蒙古的世界历史被欢迎，并转换成为为中国的世界历史。[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