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我在本文提出的有关中国通过“内亚”与“外亚”的连接来建立亚洲新秩序或世界体系的新视野，其实与今天一些中国学者恢复天下体系的倡议有异曲同工之处。王铭铭最近提出“三圈说”——核心圈、中间圈及外圈——刻意去打造有别于西方世界体系的，基于中国天下文明的“本土世界体系”。三圈里的每一个圈都是超社会的，相互又有重叠。[28]与其观点所不同的是，我的这项主张是传统天下体系和当下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必要结合，而不是相互取代。同时我主张的新秩序或体系不能只是文化和经济相互交往渗透，它还应是一个道德体系，如同一个像东南亚“星系政体”（galacticpolity）一样的向心制度[29]。一个“星系政体”由一个中心和围绕旋转的卫星国或属国组成，而后者可能对其他中心也有附属关系。星系政体中的政治权力不是通过霸道地对边缘领土的控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道德权威和声誉的累积来获得边缘的钦慕和尊重。
总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及其成功要求一个全新的亚洲秩序或世界体系的建立。我在本文中建议将中国与亚洲的两元关系转变为中国、中国内亚和外亚的三元结构。在这个新秩序中，我提议将“内亚”打造为中国通往“外亚”的桥梁。“外亚”这个元地理概念的提出并非意图将其看作是中国的边缘，从而有恢复传统的朝贡制之嫌。相反，其名称来自中亚或内亚的传统“地理身体”语言，内与外之间有界限，但没有中心或上下等级。然而，我赋予作为边疆的内亚更多的传统含义，与中心共同组成中国国内的天下体系。这两者不是零和关系，而是在“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和信任。中国中心对内亚边疆的政治信任是对其“主体性”的肯定，这将赢得内亚更多的向化来承认并肯定中心的“主体性”。进一步而言，由于内亚与外亚的有机联系，如果中国中心对其内亚边疆的“主体性”予以承认，并在政治上给予充分信任，那么外亚各国及其民众将不再有“恐华”的理由——对其有领土主张，或是谋图恢复或建立朝贡制，认为中国是导致其丧失自我的危险诱惑。换句话说，中国对内和对外的总体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不是建立在消灭内亚族性和文化的不同，而是在承认并尊重多元的基础上。在相互“主体间”建立的价值体系所追求的或导致的一定是真正的和平。这样一来，中国或可真正成为中心，吸引并获得外亚的尊重，从而达到“四海无虞”之境界。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第4月刊 作者：乌·额·宝力格 (Uradyn E. Bulag) / 剑桥大学考古学人类学系，田甜 石含笑 译
[1] Martin W. Lewis & KärenE. Wigen ,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2] Andre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Orlando Figes,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Metropolitan Books, 2002.
[4] Sally N. Cummings,“Eurasian Bridge or MurkyWat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deas, Identity and Output in Kazakhstan’s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mmunistStudies & Transition Politics, Vol.19 (2003).
[5]H. J. Mackinder, “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No. 4 (1904)
[6] Emily Mart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Immunology:The Body as Nation State.”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4 (1990).
[7]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Violence. London: Routledge,1985.
[8]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011年9月，《环球法律评论》特刊主题“清帝逊位诏书的法律意义”。
[9] [10]William Connolly 1991.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64，p.167.
[11]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 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
[12] John Fitzgerald,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1995）
[13] Ernest Gellner ，Nations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14]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赵汀阳、王星编，中信出版社2016版。
[15]David Lowenthal ,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16]易华, 《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载《全球史评论》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2012年版。
[17]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词句的《义勇军进行曲》晚至2004年才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被首次正式定为国歌，赋予与国旗、国徽同样的宪法地位。但是，现行宪法中还没有与国家对应的统一民族概念。
[19]Karl A. Wittfogel &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Macmillan，1949
[20]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 远流出版2014年版。
[21]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2]乌·额·宝力格,：《拉铁摩尔、中国人类学与其“帝国转向”》，载《中国人类学评论》2011年第19辑。
[23]赵汀阳：《惠此中国: 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24]杉山正明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2013）、《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2014），《游牧民的世界史》（2014），《蒙古顛覆世界史》（2016）。冈田英弘 《世界史的诞生： 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2016）。
[25]参见我对这些有关蒙古世界帝国的日本著作的评论：乌·额·宝力格 ，《“实际存在的”与“存在主义的”蒙古史》，载《读书》 2017年第3期。
[26]关于此观点最新的权威思考参见杨圣敏 ：《多元一体：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传统》,载《光明日报》，2017年02月26日07版。http://news.gmw.cn/2017-02/26/content_23824227.htm
[27]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28]王铭铭:《三圈说：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社会科学》，载《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29] Stanley J. Tambiah, “The galactic polity in Southeast Asia.” In his Culture, thought, and social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