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南水北调:汉水千里觐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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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1日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新郑双洎河渡槽,一辆前导车打着车灯缓缓开来,明黄色的灯面指引着一股股汉水涌入渡槽。自9月20日上午河南南阳市陶岔渠首开闸放水,到21日23时30分汉水流入新郑市观音寺镇乔户村的新郑闸门,“南水”已经奔涌前行了两天一夜。

虽然只是试放水,但这意味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做好了通水的准备。不出意外的话,本月汛期过后,汉水将顺着1276公里的干渠北上,给河南、河北、北京和天津的19座大中城市以及100多个县级市送去一泓清水。

从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设想,到近在眼前的全线通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伴随着北方人民对南水的期盼,走过了整整62年。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南水北调分为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分别从长江的下游、中游和上游调水。西线工程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南部,主要是从长江上游调水进入黄河,因技术复杂目前还处于论证阶段。

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跨流域调水距离最长的水利工程,影响之大超过著名的三峡工程。三条调水线路全部完成后,规划年调水量为448亿立方米,相当于北方地区多了一条黄河。

在亲历者的记忆里,与三峡工程的经历一样,这一工程并不顺遂,不仅决策过程一波三折,争论也一路如影随形。

中科院院士、水文专家刘昌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触南水北调工程,后来成为专家委员会委员。他曾参加过水利部、中科院甚至联合国关于“南水北调”的研究,但只见论证,不见决策。他感到决策层“举棋不定”。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首任主任张基尧回忆称,1997年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那时国务院成立了南水北调规划审查委员会,会上因几种意见争执不下,最后不了了之。

甚至连工程涉及的不同省市,起初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也心存异见。湖北省一位官员向《博客天下》透露,在工程理论阶段,湖北省一位副省长去中央开会,会议中途提出要上厕所,那边的人就派人跟着,“可能因为会场上各种意见比较激烈,怕我们副省长甩屁股走掉。”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曾任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参与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起草全过程。他回忆,当时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一是北方到底缺不缺水?如果缺,缺多少?二是水源地能调出多少?三是生态与环境问题。

“大家在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这很正常。”在许新宜看来,南水北调工程就像国家置办的“家底”,可大幅度提高受水区的供水安全保障,当北方受水地区再发生严重缺水时,国家有能力、有手段缓解,不至于造成经济社会不稳定或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始前,中国曾研究过美国调水工程的经验和影响。上世纪70年代,美国加州和得州都计划过类似南水北调的大型工程,最后加州的调水计划顺利实施,得州的工程则“胎死腹中”。有专家归纳原因,认为计划的准备工作,以及民意、政治上的制约是工程“难产”的主要原因。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伍新木认为,美国是联邦制,州与州之间相对独立,“很多资源,我不愿意调到别处,就会用表决权来维护我的私有制。”伍新木说,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央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不过,今日进行水资源的跨地区重新分配,已经不再像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上传下达,上一级政府可以垄断一切。相反,因工程、因北上南水滋生的利益博弈,在输水干渠沿线各省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不断发生。在国家这一无形之手的统一调配下,悄然改变的不仅仅是北中国干渴的现状,可能还有华中华北政经版图。

“政治任务高于一切”

“感谢各位专家来丹江口库区考察,湖北省确实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做出了一定努力,希望专家们多帮我们呼吁和宣传。”一辆在丹江口水库上隆隆开过的客轮甲板上,十堰市副市长沈学强站在风雨里,一脸严肃地对对面的几位专家说。

这是2014年9月17日,连日降雨让丹江口水库的水位不断加高,1050平方公里的水库从今年9月初140多米的高度,以每天一米以上的速度扩容。丹江口水库每天都在接待一批又一批前来考察水质和生态的领导和专家,迎来送往中,这里曾经站过几任国务院总理和省市级高干。

而水库所在的湖北丹江口市乃至十堰市的分管领导们,也一遍遍地重复做着常规动作:站在水库边上舀起一碗水,然后大口地喝下去。在他们看来,这是能够证明丹江口水库水质干净的有效方式之一。

让北方人民喝上放心的水,一直是丹江口库区和专家们最高的诉求,南水北调工程的初衷是解决北京及北方城市的水源问题。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水利工程,“保证一库清水送北京”有着一层无法回避的政治含义。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特例”。

2002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但直到2008年10月21日,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整整6年后,国务院第32次常委会议才审议批准了《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总报告》。此前,一些单项工程已经纷纷“未批先建”,如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动工日期为2005年9月26日。

一般来说,大型水利工程的规划和实施,在时间上有比较明确的分界。如三峡工程、小浪底工程等,在全部或基本完成规划阶段的各项设计任务——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技术实施设计等,才会开工。

在2002年国家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时,北方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短缺形势日益严峻,当时有声音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能完成调长江水入京。

南水北调为此采取了创新性的建设办法:先制订“总体设计方案”,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单项工程的规划设计,使建设周期较长、作用关键的控制性工程陆续开工。与此同时,完成整个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

在张基尧看来,国务院迟迟不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原因在于工程投资大幅增加、规划方案遭遇专家质疑、方案修改和变动等。中线、东线一期原计划投入1000多亿元,但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报的是2546亿元,几乎翻倍,新增投资当时中央和地方都难以解决,后来调用了三峡工程的基金。

专家质疑也从未停止。如在丹江口水库大坝是否加高的争论上,当时一名国家发改委顾问曾递交报告给国务院领导,认为无需加高。国务院领导要求认真调查并回复。这种耗时的反复论证并不少见。

工程最终得以进行,离不开中央的不断协调,并在最后关头力排众议。而在这一过程中,地域利益和政治寓意不断凸显,甚至嵌入到工程本身的各种细节里。

丹江口水库横跨湖北、河南两地,河南段主要集中在南阳市淅川县。在该县副县长衡尚武看来,所有和中线工程有关的事宜都要尽快且高效地完成,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政治高度,“移民也好,企业搬迁也好,所有的事情都要无条件全部服从,做不好就是政治问题。”

9月17日,淅川县陶岔村南水北调现场指挥部,衡尚武和南调办的工作人员已连续开会五六个小时,为通水做着最后的准备。开会间歇,他要出来应对络绎不绝前来采访的媒体,而移民工程是他最希望记者报道呼吁的。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丹江口库区移民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水利史上前所未有:库区移民34.5万人,平均每天搬迁500人,最多一年动迁18万人。

本来,国家给库区预定的计划是,四年内完成全部的移民工作,但无论是丹江口市还是淅川县政府,都选择了用两年完成移民任务。

衡尚武说,河南省提出两年计划时,很多基层干部都有意见,认为时间过于仓促。虽然移民工作最后如期完成了,但整个库区共有十余名移民工作人员因为过度劳累牺牲在岗位上。“时间短了,相对有些问题解决得不是很彻底,或者不够完善。比如说房屋的建设,出现房屋质量问题。”衡尚武说。

不过,淅川县移民局总工程师侯炳耀认为,当地政府有意缩短移民时间,有更深远的政治寓意。“移民工作开展前,国家刚刚度过金融危机。如果移民等各项工作时间展开过长,所花费的金钱和人力也会增加,并不利于大局发展。”但他也承认,如果时间从容些,移民工作确实可以完成得更好。

“政治任务高于一切”的宣传,在库区移民身上也可窥一斑。《博客天下》了解到,丹江口市和淅川县在进行移民动员时,都曾打出当地移民史等感情牌,将某些移民主动要求搬迁的故事编排成话剧在每个移民村县循环上演,很多地区还把移民政策印刷成红色小册子,组织村民集体阅读和背诵。今年9月,湖北丹江口市几个移民村内,“移民搬迁,为国家做贡献”的白色标语或宣传横幅,仍然随处可见。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表示,南水北调工程移民上,采取的是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相结合的办法,比如征地移民补偿标准由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提高到16倍,从搬迁之日起,每人每年补助600元,连续扶持20年等,以使移民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

不过,丹江口市移民新村一位移民坦承:“住的环境好了很多,但是经济收入各方面,确实比原来的地方差了一点。”这是因为,水库淹没的都是肥沃土地,明显优于新居住地的耕种环境。但是,“我是为国家做出牺牲和贡献”的观念,在移民村中仍屡被提及。

谁的利益最大化

作为中国最大的两大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与三峡工程颇有相同之处。漫长的建设过程中,反对方与主建派在工程及后续影响上的持续讨论,间接推动了项目的优化和调整;而在另一个战场上,围绕北上南水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利益,中央与地方、受水区与输水区、受水区内部,也开始了一场无形的较量,各自争取利益最大化。

在建设资金投入上,各地似乎互不买账。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首任主任张基尧清楚地记得中线途经的河南、河北官员说的话,“我们对北京的支援本来就很大了,结果现在还要让我们出钱建工程,想不通。”更多的地方领导甚至觉得,“这么大的工程又不是我们一个省的,应该是中央出钱。”

根据《南方周末》报道,项目多有向地方妥协之处。河南焦作人口过百万,中线工程线路方案最初是绕过城区。张基尧记得,焦作希望穿城,这对城市发展、景观绿化有很大促进作用。张去做焦作主要领导工作,但在河南省协调下,最终线路还是选择了穿越市区。

今年夏天,央视和天安门广场上的LED显示牌上同时出现了一个公益广告,十几秒钟时间里出现了河南南阳市的多个历史文化景观,画面的最后,一行字幕缓缓出现:“南水北调,缘起南阳。”

南阳市政府和淅川县委宣传部在今年5月联合策划了这一广告。9月17日,淅川县一名宣传人员向《博客天下》透露,其意义在于,“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淅川县乃至南阳市对南水北调事业做出的贡献。”在这名宣传人员看来,宣传到位,意味着向国家提出工程补偿以及在对口协作上,当地政府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相较于南阳市政府的大力宣传,同样作为库区的湖北省丹江口市要低调很多。不少官员认为湖北省在宣传上过于被动。一位官员甚至埋怨:“这下北方受水区都会以为丹江口水库是南阳的,所有的水都是河南贡献的,没我们湖北什么事儿。”

事实上,丹江口水库跨越两省,地理位置上隶属于湖北十堰市和河南南阳市,双方水量各占一半左右。放水口则位于南阳市淅川县的陶岔村。

对“南水”利益的争夺,不止体现在对丹江口水库的宣传上。此前,不同地区和单位在陶岔枢纽工程上的利益竞争,还导致整个工程建设延缓。当前的陶岔枢纽工程在1968年到1974年建成的陶岔引丹工程基础上续建,当时国家未投入一分钱,由原河南省邓县(现邓州市)一力承担。

2004年8月,水利部组建了隶属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包括陶岔枢纽工程在内的三项工程。此后,国家南水北调办成立了干线总公司,负责修渠修坝。

为争夺陶岔枢纽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权,两家业主单位相持不下。而其奥秘在于,谁负责建设和管理,谁就控制了南水北调中线的最大卖水权。据此前媒体报道,丹江口市属意水利部一方,这样湖北省可以分享卖水所得的收入。

各方僵持之下,2008年12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引入了第三家业主单位。陶岔渠首枢纽工程的建设管理,交给了与湖北河南无关、也与长江汉江无关的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

水价的制定和补偿,更是主要利益分歧所在。《博客天下》了解到,湖北方面曾建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每调走1立方米水补偿湖北省财政一毛钱,但未获得中央批准。

目前,湖北省对此的态度是,希望每个受水城市都能对水源地进行用水补偿。丹江口市南水北调办主任张正有说,他曾向国家层面的各级有关部门建议,受水区每个地方每方水提2至3毛钱,建立一个调水基金,并就库区的生态环保、水质净化、文物保护等方面建立补偿基金。“几乎每个中央过地方的领导、专家下来丹江口市考察,我都会提这样一个态度,希望他们回去后帮忙呼吁。”

同样希望获得水价补偿的,当然还有河南淅川县。不过,在河南省内,淅川县的诉求显得格外孤立。和湖北省不同,河南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的地位特殊,既是输水区又是受水区。

在这一背景下,对河南这样的农业用水大省来说,提高水价显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小的阻碍。“跟中国很多地方比,河南真是一个欠发达地区,至今农业还是省内主打产业,高水价负担不起,涨的钱负担不起。”9月22日,郑州市南水北调办一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如是说。

对此,淅川县一位官员只好用“失落和无奈”来形容自己的心情,“我们做的努力,付出的牺牲,别的地区不一定看得到,甚至不一定会了解。”

此前的8月,淅川县已经历了一次类似的“失落”。河南平顶山大旱,丹江口水库向平顶山应急调水总计5000万立方米。一位淅川县官员透露,因为当时水位比较低,水调不过去,淅川县只好从南阳陶岔渠首用水泵抽水送去,之后淅川县曾向平顶山市要求补偿调水产生的上百万电费,却遭拒绝,理由是电费太高无法负担。“后来是省里出来协调,给我们淅川县一些补偿。”

河北、天津等受水区同样也有各自的利益衡量。今年5月和8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工作人员曾到库区调研,探讨水价的制定。丹江口市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张正有记得,当时工程沿线涉及省市的对口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但在小小的会议室里大家各执一词,场面一度失控,关于水价的初步探讨最后不了了之。

现场的一份录音资料显示,作为输水区,湖北丹江口市和河南南阳市都要求在水价上给予两地更优惠的政策,具体是每输出一定量的水就需要一定比例的补偿金额。不同的是,丹江口市提出申请,仿照三峡水库的经验成立水库调水基金,建立永久性生态补偿机制、设立南水北调生态补偿费;南阳则要求考虑移民搬迁中的牺牲与奉献,在单独定价基础上给南阳市更优惠的政策。

作为受水区,河北、天津和北京的意见相似,都建议制定水价首先要顾及市民的接受能力,价格不宜过高,同时希望价格司优先考虑北上之水的公益因素,之后再逐步推进市场化运作。

9月24日,国家发改委方面告诉记者,中线工程的最终水价还在制定中,目前暂时不方便透露细节。不过,湖北省南调办和淅川方面都对提高水价表示悲观。

淅川县发改委办公室的何主任说,此前在水价制定上,他们向国家发改委建议了两套方案:一是直接从水价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库区生产发展基金或库区基金;二是补偿水资源费,包括水源公司的利润分成。“但最后都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答复,更没有出台这方面的政策。发改委最后可能会从大局考虑。”

河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分管宣传的官员郭晨英告诉《博客天下》,水价要由发改委来制定,沿途各省市只能起建议和呼吁的作用。对湖北和河南淅川县要求涨水价的要求,郭晨英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河北原有自己的水库,南水北上主要补充水库用水,“这件事(南水北调)对我们河北来说,政治意味更加突出。”

受损者与受益者

在涉及具体利益方面,输水区和受水区的持续交锋,最终仍要依靠中央政府统一协调来解决;但在这一过程中,对输水区来说,工程造成的实际影响已经逐年显化,眼下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评估产业格局调整带来的影响,以及谋求对策。

9月15日,湖北省水利厅宣传科科长马云告诉《博客天下》,为保一库清水北送,丹江口水库所在的湖北省十堰市已开始全面取缔网箱养鱼。今年8月,十堰丹江口市率先清理了约350只网箱,根据计划,十堰境内约15万只网箱将于明年底前全部清理完毕。

丹江口曾是全国最大的网箱养鱼基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网箱养鱼兴起,政府鼓励农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水养鱼,养鱼致富”。

在渔民眼中,网箱养鱼所投放的饵料是增产催化剂。在水质监测者看来,如果投饵过多,残饵中的有机物在氧化分解后,将增加水中的氨氮含量。此前媒体曾报道称,丹江口水库总氮超标。

据湖北省官方估算,整个丹江口市有2000多户渔民采用网箱养鱼,如果取缔,将涉及5000多个劳力,间接影响到两万多人的生活,同时将造成至少12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目前,湖北正积极向国家申请对应的补偿金,希望在网箱全部撤除前能获得部分补偿。

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大批企业搬离了库区。淅川县的泰龙纸业曾是豫西南最大的造纸基地,但为了保护水源地水质,2004年12月企业彻底关闭,资产损失达2.3亿元。此后几年,该县338家造纸、冶炼等企业关停,县财政收入一度大幅下滑。淅川县发改委办公室副主任何景奇说,这样的“壮士断腕”现象还在陆续上演。

绿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淅川县毛堂乡。20多年经营挖金业务,为绿园公司积累了雄厚资本。但因其属于重金属工业,会污染水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始后,被政府勒令关停。绿园公司被迫转型。

在毛堂乡所在的乡镇,被迫转型的企业不在少数。毛堂乡的荒山已全被企业承包下来种植茶叶和果树,“过去这里遍地是工厂,挖金矿的、造纸的,还有铝厂;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种植业。”9月19日,绿园公司一位负责人说。

何景奇回忆,之前他们曾写下工程给淅川县每个关停企业带来的损失,“写到后来写不下去,因为单子列了半张会议桌那么长。”

南水北调对输水区的影响还反映在能源上。“推迟五年,水库至少可以多发五年电。”丹江口市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大坝加高后,丹江口水库将以蓄水调水为主,发电为辅。据当地政府测算,年发电量将减少11亿千瓦小时左右,这不仅导致丹江口市年供电收入减少1.15亿元以上,而且直接增加企业用电成本2.07亿元。此消彼长之下,将对丹江口市的工业经济造成一定的打击。

丹江口市南水北调办主任张正有透露,当地的汉江集团本是市里纳税大户,该市一半财政收入都由汉江集团提供,“发电量减少后,给汉江集团造成了非常大的财政损失,也从一定程度影响了当地的发展。”

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一些科研机构和专家都对南水北调带给水源地的影响做过仔细分析和评估。9月29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在接受《博客天下》书面采访时明确指出,水源区大量关停污染企业、限制部分产业发展等,加上水源区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确给地方财政和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央和受水区,将支持水源地走上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轨道。据该办透露,2008年起,中央财政已率先将水源区43个县全部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享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中央为此已累计投入资金147亿元。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鄂竟平亦谈及了这些事实,但他同时强调,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必须立足于大局,综合而言,南水北调工程“得大于失”。

而与输水区的落寞不同,工程带给北方受水区的影响,尽是有利的一面。

北京、天津、河北都极度缺水。北京人均拥有水量仅100立方米,远低于国际标准;天津市场上约有25%的桶装水来自海水淡化。“旱了逮蚂蚱,涝了抓蛤蟆,不旱不涝收盐巴。”这首童谣很多华北人张口就能唱,但童谣里描述的场景再也无法看到——由于水资源严重匮乏,地表水连年下沉,河北地区原有的2300万亩盐碱地,只剩500多万亩,富镇的盐碱地历史被水危机取代。

“估计很多南方人都体会不到,水龙头打开却没有水是什么感觉。”在天津及河北地区,一些干部告诉《博客天下》,各镇各村在水利保障工作做得很好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每天10小时以上供水。在过去,他们洗澡甚至煮饭的水都是在一些水厂排队打来的,如果当天打回来的水不够用,家中又要招待客人,那么只能去邻居家借水应急。

河北省防汛抗旱办专家魏智敏至今记得一个画面,一位住在河北太行山里的中年男子,走了一个小时山路出来挑水,回程时不慎摔倒,水洒了一半,男子当即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魏智敏感慨:“河北太缺水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京、津、冀社会发展的生命线。”

记者从河北省水利厅获得的资料显示,河北省年可利用水量不足170亿立方米,实际用水量高达210亿立方米,每年超采地下水40亿-50亿立方米,占全国超采量的1/4。在超过200万口机井的疯狂掠夺下,河北地下犹如漏斗。有水利专家称,“这是在透支子孙用水”。

“不透支怎么办?”河北省水利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总不能不浇灌吧,没有收成哪有粮食吃?但河北地面上哪有那么多水啊?都是靠机井抽地下水浇灌。”

在河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分管宣传的书记郭晨英看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确实可以改善目前华北地区的缺水情况。一期工程通水后,除去沿途渗漏蒸发,河南可以分到33.9亿立方米汉水,河北为30.4亿立方米,北京为10.5亿立方米,天津为8.6亿立方米,这将大大缓解原来华北地区缺水的情况。

能喝到汉江水,多收几斤庄稼,是河北老百姓对南水北调最直观最质朴的想象。而在魏智敏的总结里,关键词是“保障”。“中线工程通水后,城市和工业用水得到了保障,城市环境变好是一方面,还能腾出水资源进行农业灌溉,改善地下水的超采情况,减缓地下水下降速度,对地下水修复大有益处,也可恢复已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

《河北日报》报道说,南水北上之后,可以大大降低华北地区的癌症发病率。河北磁县是食管癌高发区,原因在于一些地区饮用水中三氮含量超标。

在河北某工业园区内的康师傅饮品项目厂区,一名负责人说,“我们选址在这里,就是看中了园区内南水北调的用水指标。”目前,该园区引进建设了有重大影响力的超亿元项目12个,总投资92亿元,企业无一不是看中了开发区未来优质可靠的水源。

2014年9月29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在接受《博客天下》书面采访时表示,除了间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外,由于南水北调工程投入了大量资金,据东、中线总体可研阶段估算,仅此项每年可以拉动中国经济0.2-0.3个百分点。调水工程通水后,我国北方增加了水资源的供给,每年将增加工农业产值500亿元。另外,由于调水工程的实施,每年可增加就业人口50万-60万人。

诉求与责任

61岁的辛喜玉是丹江口市唯一一名全国人大代表,2012年全国两会上她将一瓶装有丹江口水库清水的瓶子送给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并附言,“(南水北调事宜)请总理放心,请党中央、国务院放心”。

不过,“放心”背后隐藏的是,辛喜玉以及湖北、河南库区多年来对南水北调补偿工程的格外争取。在饱受南水北调工程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丹江口希冀从工程中获得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好处,如大量资金的投入、受益区的对口支援等。

2013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对口协作工作的方案,明确规定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分别为丹江口市和淅川县的对口协作单位。方案上写着,北京的两个区将在生态经济、传统工业、人力资源开发、科技支持以及公共服务各方面对库区进行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

根据之前的媒体报道,目前对口协作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在此期间,丹江口市8个农产品加工企业分别与京津冀20多家商超签订《农超对接合作协议》,该市大批农特产品进入受水区大型超市。同时国家拨付丹江口水库良好湖泊生态保护资金5700万元,海淀区拨付“沧浪洲”生态湿地保护资金200万元,并每年安排2000万元资金支持丹江口市生态农业建设。另外,农业、科技以及社会建设方面的合作也在进行,海淀区教委与丹江口市教育局正式签订对口协作协议,建立长效教育协作机制。

河南方面,北京市财政每年拿出2.5亿,用于与河南有关的对口协作,包括投资环保工程,投资生态工程,或者对企业化运作的这些生态产业项目给予一定的补助。

此外,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透露,北京市还分别与河南、湖北两省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安排5000万元支持河南省淅川县金银花种植基地建设;北京市还制定了《南水北调对口协作规划》,确定北京市16个区(县)与河南、湖北两省16个县(市、区)建立“一对一”结对关系,每年安排5亿元引导资金用于对口协作重点领域,支持两省推动生态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基层公共服务水平、深化技术交流合作、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等。

不过,《博客天下》在湖北、河南两地采访时了解到,对口单位的协作内容上,生态环保和水质保护始终占得大头,两地长期要求的通路建设、农业和旅游等则不那么让人乐观。

辛喜玉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已有三年。纵观她的所有提案,大都与丹江口地区的建设发展有关。其中包括建议修建库区公路、铁路,加大对库区移民的项目和资金扶持、发展现代生态渔业以及要求中央增加丹江口市生态补偿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等。

在最后一项建议中,辛喜玉写道:“目前,中央财政给予丹江口市生态补偿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丹江口市收支矛盾。但这种补偿机制带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特点,并不凸显丹江口市作为淹没区,特别是核心水源区的损失及环境保护成本差异。”

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国家各有关部门的书面批复。但对丹江口政界来说,具体补偿性政策正式出台之日,才是真正放心之时。

丹江口市委宣传部、市新闻中心副主任陈华平曾写过一篇名为《蔚蓝色的隐忧——南水北调中心工程冷思考》的文章,提及对该市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渴望。2000年,汉十高速公路开始动工,“和修建丹江口水库一样,丹江口市政府全力配合,要求只有一个,希望高速公路能够稍微偏几公里经过丹江口市。最终政府、企业和百姓眼巴巴看着高速公路从家门口扬长而去。”

同为库区的河南淅川县公路系统不发达,曾和丹江口市共同提出修建一条公路或在现有公路基础上将两地的各种旅游资源连接起来,也未能如愿。

不过,据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透露,水源地的基础建设已在加速。目前,十堰至安康、十堰至三门峡、内乡经陶岔至邓州等高速公路均已建成。

在丹江口市和淅川县,“吃水不忘挖井人,为国家做出了大贡献,要一定补偿性项目很有必要”的观点,一度占据基层官方思维的主流。但在和中央接触时,哪些要求比较合适提,哪些字眼绝对不能碰,两地官场心中自有一杆秤。

何景奇接触过大批前来调研的国家和各省市领导,几乎每次都要将本县苦衷讲上一遍,最后提一些诉求。但是,类似“做出牺牲、贡献,应该有更多扶持”的字眼,绝对不会出现在汇报中。“这也应该算是一种政治觉悟,资源说大了是国家的。”

淅川县更喜欢提到工程的长远发展。“今后特别是水质保护方面,这个任务还非常重。这些概念提的就是,要保护水质我们有好多事要做。然后向国家提出一些请求,哪个地方需要修修路,哪个地方还需要干干别的事。”何景奇说。

就淅川县来说,寻找对口协作并不仅仅限于直接向上级领导汇报。

淅川县在北京有一处驻京联络办,工作人员每天的任务就是通过新闻和政府网站收集北京各地需要的合作信息,并负责联络对方政府,提出协作意向。“只要是一起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留过电话的,甚至点过头的,我们都会去找他帮忙和对方政府搭线联络。”淅川县对口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健说。

感情牌是丹江口市和淅川县寻找对口援助的另一王牌。丹江口库区湖北地段种植着大量防护林,分别用一些受水区地名命名,“北京林”、“天津林”等不一而足。当地居民告诉《博客天下》,这些林子都带有纪念意义,期望输水区和受水区友谊长存。不过当地一位分管宣传的工作人员说,林子更深远的意义,即希望受水区领导前来调研和视察时,能够感受到丹江口市的诚意,为以后的支援或合作打下基础。

不过现在看来,类似手段效果甚微。作家梅洁在《大江北去》一书中写到一个细节:2004年端午节,丹江口水库所在的湖北郧县县长柳长毅以县委和政府的名义向中线调水沿线的14个城市发出诚挚邀请,请这些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员赴郧县欢度端午佳节,其中不乏很多北方受水城市。然而等到端午时,只迎来了一家自己人——同为调水源头的丹江口市领导。其余13市,不仅没来,连封礼貌的回信都没有,一腔热忱被一桶冷水浇灭,在江边搭起的戏台上,县长柳长毅含着泪说:“不来就不来吧,我上台给自己的老百姓演个节目……”

水库的另一边,淅川县在去年和今年还两次派出“移民宣讲团”前往河北、天津与北京,目的是让当地了解淅川县做出的牺牲。衡尚武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对口协作工作的方案后,淅川县一度希望能将方案中的“协作”改成“援助”,“因为协作是双方都要付出成本,如果是援助的话拿到的项目和补偿会更多。”

《博客天下》了解到,该县移民宣讲团的讲说内容包括基层一女性移民工作干部是如何说服库区村民搬迁的,“在大雨里淋了两三个小时,累得几度晕倒,最后终于打动一户移民”;一位乡镇财政所所长讲述丈夫如何在移民工作中因为过度劳累而牺牲;一个老移民的小孙女讲述爷爷为了库区建设移民三次的辛酸人生故事。

淅川县一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说,移民宣讲团每到一处,当地宣传部都会组织政府领导班子来参加,多时有两三百人。“很多人听了我们的移民故事,都或感动或同情地流下眼泪。”

受感动的不止老百姓,还有国务院南水北调办。9月29日,该办书面回复《博客天下》采访时还专门提及了河南、湖北两省移民工作人员“讲政治、讲大局、讲奉献”的精神——“移民干部长期扎根一线,深入群众,工作中‘五加二’、‘白加黑’,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为保障移民工作顺利进行付出了汗水乃至生命。”

宣讲团显然起到了一些效果。在北京朝阳区演讲后,当地立即援助了384万元,最后这笔钱被淅川县用来盖了一所小学。不过,宣讲效果也仅限于此,并未得到河北和天津等地的回应。

河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博客天下》,之前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也曾前来提出一些补偿性需求,河北省能给的答复是,所有支援性工程应由国务院来制定,由国家统一安排。

所处角度不同,为输水区和受水区带来了一层抹不去也绕不开的尴尬。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通水的大限,此时的汉水流域,各种博弈还在不断上演。而最终,尘埃落定不仅依赖于各省市之间的妥协和退让,更将仰赖于国家的调节之手。

本文来自《博客天下》,作者为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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