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鄂伦春族
这些内亚与外亚之间广泛的民族、宗教、领土的跨国连接常常引发中国国家主权卫士们巨大的焦虑，既有政治的，也有学术上的，他们非常担忧分裂主义。一些少数民族的名称与境外同族名称采用不同的汉字表达可能是这种忧虑的一种表现，如在中国叫鄂温克，在俄罗斯的称为埃文基；中国的是柯尔克孜，境外的叫吉尔吉斯；还有国内的乌孜别克，外面作乌兹别克，等等。如果这种焦虑和不信任源自近代试图闭关锁国的内向型民族主义，那么今天，当中国变得视野开阔，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沉着地带领亚洲邻里建立一个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这种针对内亚人的负面情绪就失去了法理和道德基础。坦率地说，“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及它期盼的结果——中国梦的实现——取决于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内亚公民，即它是否有勇气和真正的信心，信任自己的内亚公民，让他们去建立一座连接外亚的桥梁。目前中国对中亚的外交政策，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基于“远交近攻”的传统智慧，也就是说，给中亚国家甜头是为了遏制所谓的内亚分裂主义。然而，“一带一路”战略要求中国有关内亚边境和外亚关系的地缘战略思想发生巨变，不是隔离两者，而是连接他们。
美国的多元文化吸引了中国的众多政策学者，我们也不妨在那里寻找中国改变其对内亚少数民族政策的示例。直到1960年代，美国对其英语以外的文化甚少包容，并实施“熔炉”政策，试图将移民熔到美国主流文化中。这个政策将非英语移民文化视为对美国文化的威胁。1960年代民权运动后，族群多样性不仅开始得到承认，并且变成了重新定义的美国价值观中的核心价值，即多元文化主义。从此，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人都被看作是美利坚民族的财富，他们作为美国人，被鼓励在许多领域从事与原籍国有关的工作，包括外交。骆家辉的工作就是证明，他曾担任第21届华盛顿州州长（1997～2005）、美国商务部长（2009～2011）和美国驻中国大使（2011～2014）。台湾出身的赵小兰是美国新多元文化政策的另一个受益者，她曾担任美国劳动部长（2001～2009），并从2017年1月31日起担任美国交通部长。美国案例说明了其政策和观念从将非白人移民看作威胁，到作为受信任的美国公民的改变。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到美国寻找新的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政治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15年的历史中，也曾给予内亚少数民族很高的政治信任。内蒙古的乌兰夫就是个例子，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者，同时也是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间的重要纽带，甚至经常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国第一任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是吉雅泰，任期为1950～1954，也是蒙古人。然而随后中国和苏联及蒙古国的决裂使内蒙古人仅因为民族身份就陷入政治忠诚的审判中，造成民族悲剧。
因此，要让内亚作为中国与外亚的桥梁，还需要我们彻底反思内亚人在中国的地位和在宪法中的地位。与其把他们视为威胁，试图将其“安全化”，不如利用上述新史学共识，承认内亚人在文化和领土上，甚至基因上都对中国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同时，维护他们在文化和自治上的合法权益，将他们视为财富，而非政治累赘。这样，一个自信的、尊重其内亚民族文化，并给予其政治信任的中国也一定会赢得外亚的尊重。以内蒙古为例，我们应当记得，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945年末，中华民国最终承认其独立后，将内蒙古托付给了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份政治信任铺平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道路，直至1962年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可以毫无疑义地说，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的今天，地处边疆与外亚衔接的中国内亚公民比谁都希望中国“自信”起来，表现出大国风范，给予他们更多的政治信任，从而使得他们在中国引领的亚洲新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是他们的“中国梦”。他们民族身份中的异质性对中国是有贡献的，也是中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因此，作为中国公民的内亚人的中国梦与整个中国的中国梦肯定是利益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