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缔造世界帝国的历史被转化为中国的世界历史
内亚这个区域在中国的近百年的遭遇呈现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经历了被压制，然后被彰显的有趣过程。中国也从与内亚游牧人划清界限、致力驱逐转变为主动拥抱内亚历史文化遗产。目前许多中国学者根据孔子“和而不同”的理念，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夏中有夷，夷中有夏的多元整体。[26]这也就是说，尽管有杂音，中国学界逐渐形成的共识是没有内亚就没有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抑或是未来。
▍中国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
我在本文中使用“内亚”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希望通过中国内部的内亚边疆来说明中国已经是“亚洲”这一政治地缘事实，目的是减轻中国对适应“亚洲”的焦虑。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要成功，亚洲不应被认为是中国的外部，与中国形成二元对立。
“内亚”概念的普及得益于拉铁摩尔于1940年出版的代表作《中国的内亚边疆》(Inner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的成就。尽管他用这个定义来表述中国的非汉族边疆，但并未解释内亚的“内”。我认为他直觉地使用了中国天下体系的“内外”概念，即依据地缘政治层级的不同而进行的统治方式，这种地缘政治层级又与边缘对君主的忠诚、民族和文化差异，及其在帝国内的社会地位有关。如同唐朝区分了外夷和内夷一样，清朝将蒙古分为两类，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外藩蒙古又进一步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之后变成内蒙古和外蒙古，其中外蒙古大部分就是现在独立的蒙古国。
今天的内亚作为中国的边疆只能涵盖中国的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而不是像中国传统五服体系那样有许多方位层级。在此，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外亚”，来与“内亚”对应，泛指在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那些历史上与中国皇权有朝贡关系，但现在都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我提出这个新“元地理”概念的目的并不是将其重新作为边缘纳入中国的天下体系，而是找出中国通过自身的“内亚”与亚洲的联系性。这里的“内”与“外”不是以同中国中心政治关系上的远近来划分，而是根据内亚或中亚本土的“地理身体”(geobody)来确定[27]。例如，内蒙古，外蒙古有两种叫法，一种是天下体系里内外的对应翻译，即Dotood Mongol, Gadaad Mongol，而另外一种是蒙古人以山岭或沙漠的阴阳面，或是身体的前胸后背分称的Övör Mongol, Ar Mongol。我们熟知的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或岭南蒙古、岭北蒙古即是这一地景分类的例子。后者意义上的内亚、外亚及其亲密关系是有机存在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很多内亚人在人口上和文化上都是跨境的，与外亚有亲族或文化、宗教的联系。
比如，从东边开始，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有朝鲜族，与朝鲜和韩国是同一民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边境有同民族亲属；内蒙古和蒙古国曾同为一个政体，在20世纪才分异；在新疆，卫拉特蒙古人在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都有亲族；哈萨克族在蒙古国西部和哈萨克斯坦有民族亲缘关系；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有同族的关联。尽管维吾尔族在新疆以外没有和哪个国家有同族，但是穆斯林与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所有伊斯兰国家都有宗教上的关联。西藏在宗教和民族上与印度的拉达克、尼泊尔、不丹有宗教和民族关系。西南贵州和云南的许多民族在泰国和缅甸也都有同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