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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与东北亚权力格局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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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期,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美在联合国决定制裁北朝鲜;中国决定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萨德危机”;4月9日美军的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备受争议的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公开表态:无论中国帮不帮忙,他都会解决朝鲜问题。朝鲜半岛似乎正在走向战争边缘。

本文作者回顾了14-20世纪朝鲜王朝外交政策与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进而指出北朝鲜拥核的风险,让韩美军事同盟伴随苏联解体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没有结束,反而超出了朝鲜半岛的攻守范畴,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此背景下,美中俄日都不愿意看到南北韩冲突或和平统一,否则美国势力将退出亚洲,亚洲权力格局也会失去平衡。由此为我们认识朝鲜半岛的局势走向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特此刊发。

在讲求利益的国际政治中,有“弱国无外交”之说法。但在国际关系史上,以小搏大的事例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二战结束后,受惠于美苏冷战的对抗、联合国的一国一票制度及新媒体产业发达等原因,小国获得参与国际外交舞台的权力,也让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得不拉拢这些小国,与之合作,方能保住国际外交舞台的控制权,甚至有时小国举措得当,反制大国。冷战结束后,现今国际社会由两极格局转向由诸个国家组成的多边外交关系,并随着全球化的实现,陆续衍生如环境保护、国际贸易、核扩散、反恐战争等全球性的问题,使这些国家各自因其关心的议题而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合作又互相对抗,无形中提升了小国的影响力,使国际社会成为权力平衡的均势局面。诸小国虽力不如人,却可联合起来,用投票掣肘大国的行动,或利用媒体的广泛影响,向国际社会声讨大国的不正行为,而大国必须与小国合作,或交换利益,否则很容易失去了国际局势的操控权。

相对于现代国际法秩序体系的小国外交之优势,过去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天下秩序”中,小国外交只能说是自保之道,并采取事大主义,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献表输诚,换取中国的政治支持与经济资源。在传统“天下秩序”中,中国最重视也最长久的属国,乃掌控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朝鲜等政权。本文以14-20世纪朝鲜王朝外交政策与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说明小国外交在传统“天下秩序”体系中的优势与困境,并探讨传统“天下秩序”体系崩溃后,朝鲜半岛的南北韩政权如何应对日、俄、中、美等国的干预,进而分析小国外交在全球化国际体系内的发展问题及其亚洲权力格局之变化。

▍14-19世纪前期中朝宗藩关系的发展

11-14世纪,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面对中国辽、宋、金、元政权的军事压力,不得不接受其册封,成为中国的属国。其中以蒙古人统治的元帝国,控制高丽最甚,高丽君臣敢怒不敢言,屡思摆脱。元明易代以后,高丽内部形成亲明、亲元的两股势力,并先后接受明朝与北元的册封,形成“两端外交”之局。随后,明太祖要求高丽归还铁岭以北的土地,高丽不愿归还这些新征服的土地,决定对明朝开战,出兵辽东。没想到高丽负责领兵的将领李成桂竟调转军队,返回高丽首都开城,并标榜亲明事大的口号,放逐辛禑王与亲元势力,又暗杀郑梦周等人,逼恭让王禅位,自立为王,遣使赴明,希望得到明朝的册封。

为了证明易姓革命的正当性,李成桂推动儒教政治,宣扬“亲明事大”的外交政策,并遣使献表,请明太祖朱元璋赐新国号,希望与明帝国建立宗藩关系。明太祖朱元璋定其国号为朝鲜,期盼朝鲜能像箕子屏藩周王室一样,屏护明帝国,如此一来确定了朝鲜王朝的正当性,也确立了明帝国与朝鲜王朝的君臣名分与宗藩关系。因此,朝鲜视明帝国为上国,向明朝皇帝朝觐进贡,执以臣下之礼。然而,这不代表朝鲜完全视中国为天下的中心,仍保有以本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但因李成桂以“华夷之辨”与“亲明事大”,作为自己发动兵变的大义名分,使朝鲜王朝的政权正当性基础紧紧与明帝国绑在一起。

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派兵20万,渡海攻击朝鲜。日军所到之处无不披靡,朝鲜宣祖李昖向明朝请援。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考虑明朝国防安全,“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篱也”,决定出兵援朝,并投入很大的兵力、物力,支持朝鲜军队绝地反攻。直到1598年9月丰臣秀吉突然病逝,德川家康掌握实权,日军仓促撤退。至此,朝鲜国土完全收复。明、日、朝三国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没有人是最后赢家。七年抗倭战争的军费支出,让明朝元气大伤,也让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崩溃,德川家康得以夺权,更严重破坏朝鲜经济,无法恢复元气,尤其是朝鲜宣祖李昖大失民心,只好分出部分王权给王世子光海君,让朝鲜党争问题更加尖锐。

1608年,光海君李珲即位,致力与日本恢复交邻关系,并与努尔哈赤等女真部落互市通商,让朝鲜军民休养生息。但努尔哈赤建立金国,等于挑战明朝权威。明朝要求朝鲜出兵,共同讨伐金国。为了不被拖入明金两国的冲突之中,光海君实行“两端外交”,欲在明朝与金国之间游走、渔利。然而,这一政策不但得罪了明朝与金国,也让光海君声名狼藉,遭到朝鲜士人的声讨,所以西人党发动政变,罢黜光海君,拥立绫阳君李倧,史称“仁祖反正”。由此可知,“事大”本为朝鲜的自我保护手段,但从光海君“两端外交”的失败,可知朝鲜事大主义趋于理念化,竟无视明、金、朝三方关系,不但埋下两次虏乱的隐患,也埋下了后来200年朋党政治的恶果。

为了证明政变篡位是拨乱反正之举,仁祖李倧全盘否定“两端外交”政策,还刻意向明朝示好,使金国决心攻击朝鲜,避免腹背受敌,遂埋下后来“丁卯虏乱”与“丙子虏乱”的隐患。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清。借朝鲜未遣使来贺、等于破盟为由,皇太极亲征朝鲜,一路势如破竹,甚至攻下江华岛,仁祖李倧只好投降,与清国缔结三田渡之盟,承认清国的宗主权,王世子与大君入质清国,并与明朝断绝往来,不得私通明朝,否则清国将行废黜、改立质子。

朝鲜投降清国后,朝鲜各党派的事大政策出现分歧,分成尊崇明朝与接受现况的两种意见,呈现出“名分”与“现实”的冲突,而这样的价值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王朝后期的政治文化。朝鮮王朝的正当性基础乃明朝皇帝的册封。仁祖李倧弃明投清之举,让朝鲜王朝的政治定位与自我认同变得混乱。所以,朝鲜表面上尊崇清国,但私下仍潜通明朝,清国也一直提防朝鲜,屡命其出兵助饷。直到清军入关后,清政府不再需要朝鲜作为补给基地,逐渐放宽对朝鲜监督,朝鲜君臣才能重新建构朝鲜的正当性基础,强化与前明的精神纽带。

1649年,朝鲜孝宗即位,并因其在清国八年的质子经验,怨恨清国,积极谋划反清北伐的事业。清政府却探查到朝鲜君臣的北伐计划,遣使责问孝宗,孝宗只好作罢,郁郁寡欢,壮志未酬而薨。继位的显宗、肃宗同样不敢反抗清帝国,并在康熙皇帝收回台湾后,意识到“反清复明”已是不可能的任务,再加上后来继位的朝鲜国王多困于朝鲜两班贵族的党争冲突与经济特权,所以在政治上更加靠拢清帝国,使中朝两国很快重回宗藩关系的正常发展轨道上。

朝鲜燕行时节出使北京的旅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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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中朝宗藩关系实不同于明代中朝宗藩关系,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朝鲜只认同清帝国是“大国”,而非“天朝”,并视清帝国为“猾夏蛮夷”,在文化上否定清政权的合法性,自视为“小中华”。由此可知,朝鲜虽在政治上接受清帝国,但其事大政策却是政治与文化各自分立,“一边事之以上国,一边畜之以夷狄”,形成朝鲜对华观的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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