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策战略的得与失
围绕海南岛作战问题，前文对日本海军在1936年至1939年之间的政策演变和战略选择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在此过程之中，日本的南进问题、对英关系问题、中日战争问题、海南岛问题等因素以极为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我们可以看到如此一种历史场景。在1936年“后海军假日时代”即将开始的国际背景下，日本海军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扩张海军军备的需要，提出南方海洋才是国家的正确发展方向，并成功将经济式南进演变为国家政策。围绕南进问题，海军从自身兵种的战略考量出发，认为与远东的英国势力发生冲突将不可避免，因此开始谋划对英备战，并逐步将之深化。为抢占先机创造对英有利战略态势，海军意识到海南岛是有效的前进据点。然而，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外务省、陆军的不同意见迫使海军有所妥协，其中北海事件即为一例。随着中日战争的展开，外务省认为通过会谈拉拢英国有利于早期解决中日战争，因此不希望夺取海南岛而刺激英国。陆军方面坚持北方之苏联才是最大威胁，也不希望海南岛成为海军独占的势力地盘，因此倾向对英绥靖。并且，外务省、陆军都认为占领海南岛会加大解决中日战争的难度。但是，海军借用中日战争之下英日两国在华利益摩擦的事实，与日本社会、政府中延续于1920年代的反英情绪进行合流，排除了外务省、陆军的意见，在舆论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并且，随着战线扩大至华南沿海，援华物资通道转移至缅甸、越南方面，海军方面获得了以解决中日战争之名，实行南进之实的良机，并通过欺骗式承诺获得了陆军的同意。最终，海南岛作战得以实施，日本海军获得了通往南洋的战略据点。
在此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日本海军因为政策与战略上的缺失带来的三方面影响。第一，以统帅权独立作为背景的海军军令系统——军令部在战略选择上缺乏柔软性，并且将海军系统的战略独立于国家全局政略之外。1936年，“后海军假日时代”到来之际，海军内部弥漫着对海军建设的危机感和增强军备的紧迫感。这种认识之下南进成为了海军发展的旗帜，英国威胁论也随之占据主流，海南岛问题亦由此衍生。围绕英国威胁论衍生出来的海南岛问题，日本海军的判断并不是缓和地排除矛盾，而是在坚信英日矛盾不可能回避的基础上，逐年强化对英作战的准备。这意味着，从1936年开始，在日本海军的战略选项中，只存在与英国诉诸军事对抗和正面敌对这种排他性的选择，并且这种认识没有随着日本内外局势的演变然而改变方向，而是借用时局变化推进既定战略方针。不仅是外务省、陆军表示不同看法，甚至海军内部也曾出现过反对海南岛作战的声音。例如，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都出于日本可能将陷入更深的国际孤立这种考虑而不赞同进攻海南岛[129]（随着中日战争在华南沿海展开所带来的作战借口使得米内、山本不再公开反对[130]）。可是，无论是外务省，还是陆军方面，或是海军内部的反对派，都没有在事实上改变日本海军整体诉诸军事对抗和正面敌对的趋势。不仅如此，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日本军力深陷中国战场无法自拔的情况下，海军反而在深化与英国对抗的战略。并且，在英日外交会谈的同时，与日本社会、政府中存在的反英情绪进行合流，大肆鼓吹海南岛作战，这实际上给实行国家全局性政略的外交工作构成了极大阻碍。坚持海军系统内部既定方针的军令部还通过使用以退为进的欺骗性手段，向陆军承诺不在海南建立海军的势力地盘，从而决定性地推动了海南岛作战走向实施。海军的战略判断从事实上成为了制造矛盾的原因，这背离了1936年确定南洋作为国家发展方向的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中强调的经济手段，避免国际摩擦的政策。并且，《国策之基准》中明确规定，“为了使外交机关的行动圆满而有利的实施，军部应该努力在背后进行援助，而避免在台面上工作”[131]。而海军强硬地坚持自身判断而进行的种种策动，显然违背了《国策之基准》的要求。日本海军出于坚信对英冲突不可避免的基础上而采取攻势，执意将海军的军事观点与利益强加于国家意志，这不仅将造成了国家内政的混乱和对外政策的迷失，还使对英强硬成为日本内部政治气氛的主流，极大地压缩了之后关于南进问题国家决策的选择与讨论空间，可以说自日本海军占领海南岛开始，进一步向东南亚地区进军的态势已经形成。因此，也可以说海南岛作战实为日本南进的重要一步。
第二，为获取南方海上据点而执意推行海南岛作战的日本海军在对中国认识的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缺陷。历来日本海军的指挥官们的目光只专注于欧美先进国家，对复杂的亚洲大陆，特别是对中国的内情缺乏认识，几乎完全依靠陆军方面的情报[132]。海军的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均没有设置专门的中文课程，海军内部的中国专家也人数稀少，被主流的欧美派轻视，几乎没有升职空间[133]。这使得日本海军无法正确地评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国的实际抗战能力。
关于中国问题，海南岛作战时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曾经在1933年7月24日的笔记写道，“征服中国全境逼迫其签下城下之盟恐怕是不可能的”，“中国海军当然是敬畏日本海军的，不仅是在军事上，恐怕在所有领域日本都占据了优势”，“拥有如此实力的日本，为什么对中国不能抱有宽大之心和大国胸怀呢”，“日本应该努力以大国胸怀积极地领导中国” [134]。可是，在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前夕，当米内得知中国空军重创日本海军在中国的象征性旗舰“出云号”（也是米内任第3舰队司令时的旗舰）之后，米内的对中态度随之一转，暴怒之下开始极力支持全面扩大对华战争[135]。通过米内的笔记，我们看到米内的对中认识是建立在日本优越——中国羸弱的逻辑之上，这是强者傲视弱者的怜悯姿态，当作为弱者的中国表现不屈服于强者日本的态度时，特别正面挑战日本海军的权益时，米内即刻成为了对华战争扩大派。另外，参加海南岛作战的“赤城号”航母舰长寺冈谨平的认识也倾向于轻视中国的能力。寺冈认为，“任谁都可以想象，对于忠勇的日本军队来说海南岛作战是极其容易” [136]。寺冈的看法忽视了中国长期抗战的政治动员能力，仅看海南岛的情况，抗日武装力量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抗战，特别是共产党的部队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逐渐将根据地发展壮大，而日本海军的陆战队对此几乎束手无策[137]。最后，海南岛作战的主要策动人草鹿龙之介又是如何认识中国问题的呢？草鹿于1938年3月阅读成吉思汗传记后认为，日本可以借鉴成吉思汗拿下北京的方法[138]。1938年4月，川岛浪速向草鹿推荐《大清会典》。草鹿在读后感中写道，“不管经过怎样的抵抗，汉民族终究被同化了。有趣的是，清末能称为忠臣的人当中，汉族占据了相当的部分”[139]。可见，草鹿是以王朝更替的认识看待已经进行民族国家转型的中国，这忽视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低估了中国的抗战决心与政治动员能力。
从以上三名具有代表性的海军将领的认识来看，海军的中国观显得轻率和浅薄。海南岛军事上的薄弱或是中国军事上的薄弱对日本海军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日本海军认为战略需要时，在合适的时机下可以无需代价地将海南岛收入囊中，成为其向南洋前进的据点。然而，前进的据点实际上也是对英作战或南洋作战的后方基地。日本海军轻视中日战争的难度和复杂性，意味着对英作战或南洋作战的后方基地——中国战场成为了日本海军的战略盲区，这将导致日本国力投入方向走向中国、南洋两种分叉。也就是，在原有的大陆方面苏日矛盾、中日矛盾的基础上，又可能增加南洋方面的英日矛盾。一旦南洋的战争爆发在中日战争胶着之际，正如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及川古志郎所怀疑的那样——“如果陆海军的军备同时发展，日本的国力可以支撑到何时”[140]，国力不足的问题将会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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