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1930年代中后期远东国际关系与日本海军的战略选择

军事 alvin 20149℃ 1评论

陆军方面与外务省在此问题上持不同意见。1936年6月31日,陆军文件《国防国策大纲》中强调,“首先全力迫使苏联屈服”,“保持与英美,至少是与美国的亲善关系”,“适时与屈服之后的苏联缔结亲善关系,驱逐英国在东亚的势力”[29]。1936年7月,外务省主导研制的《帝国外交方针》中则强调,“欧美列强在东亚的权益以英国为首,并且欧洲诸国之向背唯英国的态度马首是瞻,因此我国应积极主动地与该国促进亲善关系”,“牵制苏联对我的态度”,“缓和地除去我海外发展的障碍乃极其必要”,“对于调整两国在华的关系亦是极其有效” [30]。相比于海军强调与英国对抗性的侧面,陆军与外务省都出于各自的考量基本主张对英协调。面对陆军以及外务省方面不协调的声音,海军没有改变自身的战略判断。海军方面于1936年9月3日通过《昭和12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1937年度)。与例年海军作战计划相比,1937年度的计划以《帝国军的用兵纲领》为基础,亦首次将英国列为假想敌[31],对英作战细节亦沿袭了《帝国军的用兵纲领》中的规定。这显示了海军坚持自身战略判断的决心。

通过对1936年形成的几个重要文件的考察,可以看到,面临“后海军假日时代”的日本海军做出了两项重要的战略选择。一、为了将南洋以及海军确立为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向,海军将强调经济手段的南进论演变为国家政策。二、在坚信对英冲突不可避免的基础上,海军首次将英国添加为假想敌,并有将其替代美国成为主要假想敌的意向。并且,海军的战略判断排除了陆军方面、政府系统特别是外务省的异见,正如当时研制海军政策的海军政策制度研究调查委员会强调的,“作为海军自身,应坚持以《国策要纲》为基础,迅速具体地研究国家方策和海军政策,建设一支必胜的海军”[32]。需注意到,海军主张的对英作战构想处于缺乏细节的初始阶段,而正在此时,海南岛问题浮出水面。

二、海南岛问题浮出水面

1935年末至1936年夏季,日本陆军的华北分离工作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本海军负责的华中、华南等地频繁发生抗日事件。例如,1935年11月上海日本水兵被杀事件、1936年1月汕头日本巡警被杀事件、1936年7月上海日本商人被杀事件、1936年8月长沙日本商人被杀事件等。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引起了日本海军的敌视,其中以1936年9月3日发生的北海事件为代表。处理北海事件时,日本海军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仅向北海海域逐次增派舰艇组成南遣部队,还出现了占领海南岛的声音[33]。

处理北海事件期间,数位日本海军驻华基层人员向海军中央提议占领海南岛[34],但没有阐述具体方案和作战意义。海军基层人员处于权力核心的外围,但是可以看到,海军基层对海南岛开始重视,并且态度甚为强硬。而海军中央在军令部第一部甲部员中原义正的推动下也探讨了海南岛问题。1936年9月14日,中原提交草案《北海事件处理方针》。文中建议,“悄悄扶植海南岛的帝国势力”,“即使当地的抵抗排除后,也应在海南岛留下驻兵”,并罗列12条在海南岛扶植日本势力的方法,其中包括“确立事实上的驻兵权”,“扩大领事警察权”[35]。中原的意图在于借解决北海事件,无论中方做出何种对应,日本都应在海南岛建立一个表面为中国领土,实质受日本控制的特权区域,以备将来时局变化[36]。

1936年9月15日,军令部第一部部长近藤信竹与第一、第二课长对中原提交的草案进行审议,形成最终处理方案《军令部北海事件处理方针策定》。最终案在海南岛问题上有所后退。最终案中指出,“国民政府回避责任或拖延解决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其定期排除抵抗并增派兵力”,“如果(增派兵力)无法解决,对北海方面动用武力,但限定在耀我武威及调查能实行的程度内”,“行使武力后,所需兵力驻海口”,“如中方缺乏诚意,反而助长反日,根据情况对海南岛或青岛进行保障占领”[37]。海军最终案的首要意图在于调整中日邦交,海军也在此时从幕后推动了中日交涉,即张群川越会谈 [38]。正如海军最终案指出的“全面禁止反日,促进邦交的根本性调整”[39],海军高层欲借威慑性地处理北海事件为手段,震慑蒋介石政府,形成日本在外交谈判中的压倒性优势。例如,海军中央向第三舰队发出的《官房机密第597号电》中命令道,“从警备以及对中交涉有利的角度出发,此期间要在海口方面(海南岛)配备足够的兵力”[40]。北海事件时,海军内部实质上不存在攻占海南岛的具体计划[41],军令部声称占领海南岛之说,与其说具有远大的战略目的,不如说是日本对中国进行外交施压的手段。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军令部的最终案与中原的思考并不相同。军令部高层对北海事件的判断为,“近日频发的不法事件主要源自于(中国)对我警备能力持有轻侮之心”,“对中警备的重点应为航空兵,要有对主要城市进行空袭的能力”,“舰队任务是防患未然”。而中原的判断则是,“一系列反日事件的背后都有英国的存在,如果要根本性地改善,只有压制英国势力,而压制英国的方法就是控制海南岛”[42]。军令部高层的判断从中日关系的框架出发,意在借北海事件确立压服中国的态势。中原义正明确指出海南岛问题就是对英问题,是第一个将海南岛问题与对英问题进行联系思考的人物。中原的思考超出了中日关系的范畴,是立足于远东格局中日英对抗的角度。中原的思想显然与“后海军假日时代”所带来的危机感存在联系,但是,中原的建议此时没有成为主流意见[43]。随着北海事件得到解决,海军省、军令部于1936年9月26日联合发出《对支处理方针备案》,海南岛问题正式被搁置[44]。

实际上,海南岛作战没有进一步探讨的原因有三。其一,海军内部没有共识。军令部部员中原从对英关系的角度提议占领海南岛,但军令部高层却认为应该以解决中日冲突为主。其二,陆海军之间没有共识。军令部颁布最终案《军令部北海事件处理方针策定》的当天,陆军参谋本部也发布《对支时局对策》一文,明确表示陆军在华南不打算动武,注意力应集中于华北[45],参谋本部第一课长石原莞尔也亲自向军令部第一课长表示,陆军没有在中国全土进行作战的意向[46]。陆军关注的重点在于北方之苏联,因此希望战略上避免南北两面同时冲突。关于海军的作战计划,军令部虽拥有起草的主导权,但需与海军省的海军大臣商议[47],在立案时需与陆军参谋总长协商后奏请天皇裁可,作战命令需军令部总长与参谋总长共同签署[48]。因此,军令部形式上需争取海军省和陆军方面的认可,或至少是不反对。另外,由于统帅权独立于内阁政府之外,政府无法参与军事计划的设计。其三,对国际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顾虑。1936年10月1日,海军省军务局文件《对中实力行使及其国际关系影响的考察》中明确说道,“如果保障占领海南岛,将会大大地刺激英美法。目前为止,避免刺激英美法的侵略性南进政策的假面一旦脱落,将会直接刺激英美法的利害关系,其必将相互联合向我方施压,我国的国际关系将面临极大困难。如果成功使各相关国家能够理解我方在解决北海事件时的暂时性保障占领,那么压力将会缓和”[49]。可见,海军中央顾虑的是时机与作战名义的问题。但是,正如军令部第一课长福留繁所称,“眼下虽没有占领海南岛的企图,但为了扶植我方势力,应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尽可能地向该方面配备兵力,以促进我方势力的进入”,伴随着北海事件的发生,海南岛问题正式进入了日本海军的战略构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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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小伙伴在吐槽
  1. 小集团利益绑架国家的情况一再出现
    匿名2016-12-19 10:12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