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日本海军对英日矛盾中衍生出美日矛盾的情况估计不足。针对海南岛问题，海军一直尝试拉拢美国，对英国实施孤立，并且也相信与日本毫无利害冲突的美国不会插手远东的事务[141]，日本商界向海军提供的情报更认为英美两国存在通商上对立等问题，不可能实行合作[142]。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中，英国作为假想敌的重要性快速上升的同时，对美备战基本没有产生变化。另外，前文中提及的海南岛作战前军令部内部的图上作战演习，预估了英法对德意、英法苏对德意两种局面下的作战情况，但是没有将美国计算在内[143]。可见，日本海军对于美国不会参战有十足的信心。

确实，针对日本海军的海南岛作战，英美法三国出于各自利益或是实力不足的考虑[144]，除了外交抗议以外，没有马上采取对抗行动。但是，英美法三国实际所抱有的警惕认识超出了日本海军的预判。日本海军认为切断缅甸、越南的援华物资通可以成为敷衍国际社会的借口，但是，英美法三国却从全球政治变化的角度密切的关注海南岛问题，甚至认为这是与德国、意大利密谋的行为。英国外长哈利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怀疑，海南岛作战是日本将英领婆罗洲岛、马来半岛纳入日本经济自给圈这个长期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可能存在日本舰队在东亚攻击英法，德意在欧洲出击的联合计划[145]。法国外交部东地中海局局长拉加德（Lagarde）向美国阐述日本的行动是柏林——罗马轴心计划的一个环节，继英国政府之后，法国政府会提出外交抗议[146]。法国的情报网还掌握到海南岛作战前，日本曾知会了德、意两国，并将此情报转发美国[147]。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C.Grew）于1939年2月17日明确向日方表示，“全面留意在太平洋地区拥有重要权益的美国及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种种国际协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格鲁在向本国的报告中写道，“如此一来，日本获得了一个能够建设航空兵、海军的强力基地，日本对美英法以及荷兰领土的作战行动距离进入600迈。香港将被阻断，马来也将被轻松地覆盖。这是日本实施的南进政策中，最有逻辑性地一次布局”[148]。

紧接着，欧洲局势发生动荡，英美法三国，特别是美国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1939年3月15日，德国进军并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境。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吞并阿尔巴尼亚。面对欧洲局势的紧张化，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笔记中如此写道，“日本对菲律宾西南方700里的南沙群岛以及其他无数的岛礁提出了主权要求。日本领土扩张的轮廓逐渐变的明朗，此时人们都在关注欧洲的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日本采用一如既往的手法，利用欧洲纷争的机会提升自身的国运[149]。加上紧接着在1939年6月发生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封锁天津英法租借事件的影响，美国政府的对日方针转向强硬。在继1937年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禁止美国政府船只运送军火、军事装备、军用品前往中国或日本，以及1938年6月的对日道义禁运之后，1939年7月26日赫尔通知日本大使，美国政府要求中止1911年订立的日美商约，条约将于6个月后失效[150]。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将日本海军的海南岛作战以及接连发生的德国、意大利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作为相互关联的事件在看待，这意味着世界形势的突然紧张。美国对日本的海南岛作战的威胁认识显然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欧洲形势的紧张化致使英国无法将武装力量投入远东地区，特别是在1939年3月至4月之间，英国向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做出共同防卫承诺，东地中海的防御任务进一步加重的情况下[151]。因此，针对日本海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英国多次要求美国将主力舰队转移至太平洋，以填补远东地区的防务真空，并提出英美划防计划——英国海军负责欧洲防务、美国海军负责太平洋防务[152]。最终，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威廉.莱希（William Daniel Leahy）主张优先太平洋问题的强烈建议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英国的划防建议做出了肯定回复，于1939年4月15日正式决定将加勒比海的美国主力舰队转移至太平洋方面[153]。虽然美国主力舰队[154]转移至太平洋并不意味美国与日本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英美两国沟通协商之后实现的分区划防计划意味着，日本的对手将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换而言之，远东国际关系中的对抗构造构已经由英日转移至美日，而海南岛作战正是关键的切换点，这超出了日本的预想。

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海军占领海南岛，强行掠夺了各种相关的资源和经济利益[155]，并且，为之后日本侵占法领印度支那以及东南亚各国提供了军事基地的保障。从中长期视角出发，海南岛作战作为一种战略选择，实为日本海军向南洋扩张的重要一步，南进与对英问题衍生出来的海南岛作战，其推动实现的过程以及实施后所带来的国际影响事实上压缩了日本下一步的决策空间，意味着避免战争扩大的可能性大大地下降。特别是日本在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远东地区的对抗构造转向美日作为基础这一变化，将使日本的处境陷入更深的困境。

1887年，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明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指出了绅士君的民主和平乌托邦和不抵抗主义，豪杰君的武力扩张大国主义，南海先生渐进式改良和防御主义等三条日本的未来发展道路。在中国问题上，豪杰君主张“有一大邦，我偶忘其名。它甚博大，甚富实而甚劣弱”，“割取彼邦之半或三分之一作为我邦，我成大邦” [156]。历史的发展不一定总是呈现为直线性前进状态，国家在历史重要转折点上所做出战略判断和选择将决定国家发展路径的直行、变向、或是逆转。并且，国家内部某个集团的选择对国家的命运也存在重要影响。国家整体的合理选择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内部某集团的合理，国家内部某集团的合理也不一定意味着国家整体的合理。也许，对于日本海军而言，诉诸军事对抗和正面敌对的基础上采取攻势的选择是一种“合理”，但是海军的“合理”判断实际上使国家走向了更大的困境。这是战时日本的悲剧，不可谓不是读史者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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