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日战争下日本海军的搭便车行为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借此之机[50]，日本海军的军备在1937年至1938年之间发生了实质性的膨胀[51]。随着战线扩大至华中、华南地区，原本在中国问题上没有立足点的日本海军开始插足。1937年8月上海事变后，日本海军开始实施长江巡航及封锁华南沿海作战，这导致日本与英国之间的技术性摩擦开始增加[52]。例如1937年8月下旬，发生了英国驻华大使的乘车受到日本军机的扫射，大使哈格森（H.K.Hugessen）重伤的事件[53]。
在南海方面，日本海军于1937年9月3日占领了东沙群岛。针对此事，英国向美方告知，英法两国均认为日本有在东沙群岛建设机场，并且占领海南岛、西沙群岛的企图[54]。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 Hull）认为日军的行为已经远离中国战场，需唤起日方的注意[55]，但是英美法三国均没有针对此事提出外交抗议。1937年9月11日，日本海军的军舰集结在广州湾及海南岛附近海域，法国驻日大使亨利（Charles Arsène-Henry）向日方提出抗议[56]。1937年9月17日，日本海军对海南岛海口进行炮击[57]。事后第二天，法国驻日大使亨利、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Robert L. Craigie）立刻造访日本外务次长堀内谦介，表示严重关切日军在海南岛的行动，克莱琪表示海南岛离英国重要权益地区很近，如果日方占领该岛，英方不可能毫不关心[58]。日本外务次长堀内谦介于1937年9月24日以及1937年10月4日，分别向亨利以及克莱琪回复，表示日方没有占领海南岛的意图[59]。针对海南岛以及南海诸岛屿的问题，英美法三国除了不断地重复外交抗议外，均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性的行为。相反，为了防止日本做出更加过激的举措，远东地区实力不足的英国开始寻求对日妥协。1938年5月，迫于日本压力，英国将占据中国海关总税收一半的江海关税收存款从中国中央银行银行账户转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账户之下[60]。
与此同时，日本皇宫内以及内阁参议方面并不希望与英国发生冲突，认为处理对英工作是当务之急[61]。受此影响，1938年2月28日，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机关的次长召开会议讨论调整英日关系。在外务次长堀内谦介改善英日关系的呼吁下，陆军次长梅津美次郎与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表示没有异议。最后，堀内外务次长提出四条具体意见。主要为“避免发生纠纷事件”，“公正解决英国关心的重大问题”，“华北华中的经济开发对英招商”，“极力控制国内舆论，禁止反英活动”[62]。并于1938年7月26日，由致力于改善英日关系的日本外务大臣宇垣一成[63]开始与驻日英国大使克莱琪展开实质性会谈[64]。关于海南岛问题，考虑到英法受到刺激反而会形成国际共同战线，宇垣一成向英方重申了没有领土野心的立场[65]。英日正式会谈之前的1938年6月27日，宇垣一成对克莱琪表示，如果日本军队下一步向汉口、广东前进的时候，将有可能进攻海南岛，但不是基于领土的野心[66]。克莱琪明确回答，“英方对于占领海南岛一事持有种种异见”[67]。可见，外务省在处理对英问题上非常慎重，关于海南岛问题也极力避免刺激英国。
陆军方面在此问题上与外务省的看法趋向一致。1938年7月3日，陆军省文件《陆军关于时局外交的希望》中强调，“行使武力之外，应依靠外交交涉切断海外对华武器支援”，“对于英国在华中、华南的权益表达善意”，“期望慎重地对待英国在华权益，避免无谓的摩擦”，“整顿帝国朝野上下的对英言行” [68]。中国政策部分则强调，“帝国需实质性支配华北及蒙疆的国防资源开发”，“有关华中的产业开发事业，帝国需与列国保持并存”。显然，陆军在宣称确保陆军系统在华北和蒙疆的利益的同时，暗示海军应该与列强共享华中、华南的权益，避免与英国发生无谓的摩擦。
然而，当时日本社会甚嚣尘上的反英氛围某种程度上牵制了宇垣一成与克莱琪的会谈。例如，中日战争爆发初期的1937年10月至11月之间英国驻日大使馆前频繁爆发反英游行，日本民众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向中国提供武器援助。1938年1月15日，在日本社会颇具影响力的外交时评杂志《外交时报》在卷首语中指出，“英国式的世界观、人类观支配着全世界，英国正在压制着日本人的海外移民，并且对日本人关上了市场的大门”[69]。1938年3月5号，《东洋经济新报》刊登了石桥湛山与《伦敦时报》东京特派员拜亚士（Hugh Byas）的访谈。石桥向拜亚士提出的代表性问题即是，“英国自己在全世界拥有广大的领土，为什么要残酷地封锁日本对外经济和平式的发展”。强烈的反英情绪同时也反映在日本外务省内部的中坚层。1938年7月30日，针对宇垣一成与克莱琪的会谈，外务省的中坚层外交官集体拜访宇垣外相，激烈地批评英日会谈，认为“关于东亚问题，不认为在此时有和‘盎克鲁撒克逊’进行妥协的必要”，“公然与援助蒋介石的英国政府代表进行会谈，只是在向世界表明日本的软弱”[70]。
海军方面在此时选择了与政府、社会上的反英情绪进行合流，这也是海军对英美法的外交阻扰，以及外务省、陆军无视海军战略的反弹。海军方面无视陆军、外务省方面强调控制反英言论的意见，在1938年9月之中接连采取了多项行动，维护自身强调对英强硬的合理性，并进一步对海南岛作战进行合理化解释，最终逐渐在话语权上占据了优势[71]。
1938年9月1日，军令部发出《对英感情为何恶化》一文。文中列举了英国对日态度傲慢无礼的28个事例，强调“关于卢沟桥事变，不得不断定英国对我持有敌意”，“英国的对日态度桀骜不驯，把我国当成三等国家对待，犹如在用明治初年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公使的恫吓、压迫般眼神在对待60年后的今日之日本”，并在主要事例中提出海南岛问题，认为“尽管海南岛是中国领土，在该岛的问题上，英国与法国一起无礼至极地发出恐吓性通告”[72]。“恐吓性通告”显然指前文中提到的发生于1937年9月17日的海口炮击事件。实际上，对海南岛问题持高度敏感态度的莫过于坐拥印度支那的法国，法国就海南岛问题向日本提出抗议的次数也最为频繁[73]，不仅如此，为了对抗日本在南海的行动，1938年7月4日，法国向西沙群岛派出行政长官以及巡警，并开始设立灯塔、浮标、无线电台[74]（7月6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即刻向法国强调西沙群岛的中国主权）。但是，海军文件《对英感情为何恶化》却将主要矛头有意识地指向英国，而不是法国。这是为了将对英强硬论与海南岛问题进行概念连接，从而使海南岛作战得以合理化和理论化[75]。另外，《对英感情为何恶化》中宣传的香港事例称，“英国号称为了保护在港日本人，要求日本人进行集中，这给日本人的经商带来极大不便，无论怎样善意地去理解，都不得不说这是反日援华的行为”[76]。但是，军令部内部所获取的情报却显示，“香港政府禁止煽动抗日的新闻、严格调查针对台湾人的暴力事件、对反日运动人士施以严刑，通过这些事实基本可以看出其在极度努力防止发生针对日本人的事件”[77]。以及，《对英感情为何恶化》强调已经高度自治的英领加拿大实行反日宣传与对日经济制裁，却只字不提英国所管辖的殖民地新加坡严格取缔华侨的反日行为、没收华人学校的反日教科书、取缔华人反日纠察队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当时军令部也已经掌握[78]。综上所述，可见《对英感情为何恶化》是心口不一的宣传性文件，其目的在于，巧妙地唤起人们对于英日同盟终结后的集体性伤痛记忆，片面的使用部分事例进行论证，从道德上指责英国为傲慢挑衅一方，与日本政府、社会中存在的反英情绪进行合流，从而使海军的战略意图得到充分的支持。
同月（1938年9月），海军省调查课提交报告《占据海南岛问题对法国的法律关系》。报告彻底否认了《清法海南岛不割让照会》、《日法协约》、《九国公约》等涉及海南岛的国际协定，认为“如果占据海南岛，受冲击最大的应是法国和英国……（中略）日本帝国对海南岛实施的自卫行动，在条约及国际法上没有任何障碍” [79]。占据海南岛在何种情况下可称之为“自卫行动”，显然任由日本海军解释。并且，全面否定涉及海南岛的有关国际条约，显示了此时海军在对待海南岛问题上，已经无惧国际压力的思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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