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小红书的世界史》另外还有缺憾的话，那就是全书没有一篇论文介绍和分析《语录》在东南亚，尤其是东南亚华人世界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东南亚和这个地区的华人社会可以说是受以《语录》为代表的文革文化影响最大的地方。这个绝大多数的左派和共产党组织甚至武装力量都处于来自北方的影响之下。《语录》在这个地区的流行规模也是最广泛的。笔者曾经做过东南亚左翼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见到了大量和《语录》有关的生动的文字和图像材料。所以，东南亚地区研究的缺席，也是这本论文集的一个缺憾。
这些照片反映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语录》在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左派报刊中的影响
就数量和规模来说，小红书在60年代下半期越出国境的流行，可以算是世界文化传播史上罕有的现象。但它在绝大多数地方的流行大概最多只有四到五年，然后湮没无闻，今天除了在旧书市场偶尔可以见到，基本上没有读者。换了任何一本书，如果曾经达到如此规模的发行和流通量，其继续存在的可能性都要大得多。因此，可以说是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究其缘故，恐怕有内外两个重要原因。
内部原因是小红书当年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本来就是60年代下半期中国特定国情下的文化输出战略，是国家斥巨资才得以实现的，并不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正常现象。当国家文化战略转型了，特定文化产品也就过时了。到1970年左右中国政府就不再支持《语录》的输出了。而外部原因，则用得着小红书的作者自己在那个年代的两句话。毛泽东1967年对阿尔巴尼亚专家说自己的书出了中国就没什么用了，这恐怕更多地不是自谦，而是自省。就在那之前，他还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说那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其实，这个比喻用在《语录》的世界性影响上更符合实际：从《小红书的世界史》中以及笔者了解的其他案例来看，《语录》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流行，都和当地的实用主义政治有关。这种实用主义政治或是象阿尔巴尼亚那样出于确保中国援助的需要，或是不顾《语录》的中国语境，生抄照搬，再不就是夸张它的象征性，把它当作政治波普和文化时髦。总之，都是把小红书当作钟馗甚至是道具来用。这就是《语录》的世界流行史留下的教训。
文/程映虹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