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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张过国共“划江而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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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曾主张国共两党“划江而治”,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定论,而曾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身边担任翻译工作的师哲,却对此“含糊其辞”,这段历史谜案是另有隐情,还是一场中苏高层间的误会?

“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有几个人懂得‘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词都不懂,怎么会提出搞‘南北朝’呢?”读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的读者,对这番表述,可能极不以为然,甚至视为“差错”,随手翻过去。其实,在似乎闲笔中,可能藏有作者的深意。

与普通翻译不同,师哲曾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等要职,对高层决策背景了解深入,只是出于种种考虑,在信息披露时往往有所取舍,给后人解读带来困难(在这本名著中,类似情况颇多),而解放战争末期,斯大林是否主张过“划江而治”、阻止解放军南下,是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划江而治”曾被认为是定论

在一般读者眼中,斯大林曾力主“划江而治”,似已成“定论”。一是1949年初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曾秘访西柏坡,二是毛泽东访苏,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指责”,表示道歉。在《大决战》等电影中,都明确认同此论。

此外,还有更多证据:如《党史资料通讯》第52期披露,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中国原驻苏大使刘晓在《出使苏联八年》一书中也称,1955年,周恩来曾说:“渡江前夕,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来的,主要是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搞‘南北朝’,两个中国。”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方名的《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文中说:“后来我(指毛泽东)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1984年11月3日,杨尚昆在接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表示:“米高扬曾经转达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大军过江。”向青先生的《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一文可为佐证。

杨尚昆未参加西柏坡会谈,而师哲是那次会谈的翻译者。没绝对把握,相信他不敢也不会翻这个案。

在《师哲回忆录》首版两年多后的1994年,俄罗斯《近代和现代历史》杂志刊发了《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一文,为师哲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

毛泽东为斯大林拟复照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主力,此前因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为避免桂系把持中枢,蒋介石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之职,将他从南京挤到武汉,去当华中剿总总司令,并任刘峙为华东剿总总司令,以分其权。可随着刘峙的主力覆灭,拥兵40万的白崇禧成了“擎天一柱”,这是逼蒋下台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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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使、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蒋介石和李宗仁在晚餐招待会上。

蒋介石走投无路,1月8日,命吴铁城(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希望促成国共和谈。

1月10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去电,通报相关信息,并称:“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请告知,您是否同意。如果您不同意,请告更合适的答复。”斯大林建议中共提出“不需要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特别是动用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国家(指美国)”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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