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在坦桑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影响得益于国家政权和中国的关系，但在绝大多数国家，它的影响是通过激进的社会运动实现的。在印度，《语录》一度成为革命的圣经。由于印度是多语种的国家，由中国运来的《语录》有英文、孟加拉文、泰米尔文、僧加罗文、马来文和乌尔都文的版本。印度共产党毛派领导人马祖达1967年正式和党主流派决裂，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西孟加拉的那夏巴里发起暴力斗争，他领导的印共因此被称作那夏里特运动。马祖达崇拜林彪。林彪发表于1965年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在《语录》之前就在他的派系中传播，一定程度上他是通过林彪的阐释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的。
那夏里特运动对《语录》的宣传和使用几乎和中国文革时一样。马祖达向每个新加入组织的成员赠送《语录》，数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交流心得体会，要求他们朗读、背诵和引述其内容，在此过程中融合来自知识分子、学生和农村平民之间的身份差距。那夏里特宣传中把《语录》几乎神化，下农村发动群众时总是以朗诵它开始；战士们视《语录》为武器，一刻不离身。有一篇报道说一个少年战士回家对自己的母亲宣传《语录》，连吃饭时间也在引述和背诵毛的教导。
到了70年代初，《语录》的影响在那夏里特运动中突然衰落，原因除了马祖达对它的狂热信奉引起一些成员的反感，还和中国此时对个人崇拜的降温有关。1970年，那夏里特运动的一个领导人秘密访问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明确告诉他们不要神化中国领导人，不要把毛泽东称为他们的“毛主席”，印度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此人回到印度后，中国方面的意见很快在党内传播开来，大大削弱了马祖达的地位和影响。不久，林彪事件发生，不但动摇了很多成员对中国的信念，而且直接影响了以“再版前言”为引导的《语录》在那夏里特运动中的地位。
在西方国家，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发行的《语录》最早1966年底就开始出现。在法国，到1967年一月，巴黎一地售出的法文版《语录》已有四千册。此后，以出版发行左翼和新左翼的政治和学术著作闻名的Editions Seuil出版社也出版了《语录》的法文版。Editions Seuil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批判苏联式的官僚社会主义，所以它既出版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也出版索尔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西德，1967年时约有十万册《语录》在流传，共有三个版本。第一是中国官方北京外文出版社印刷的，外包红色塑料封皮，主要是由极少数前往东柏林的西德学生从中国驻东德使馆那里偷偷携带回来的。1967年夏秋，大量来自东德和西德的学生前往中国驻东德大使馆，有时一天可达六、七十人，多半是要求得到《语录》和其他有关文革的宣传品。1968年初，东德当局在中国大使馆周围设警，禁止进入使馆，此后北京版《语录》在西德外传的数量下降。第二个版本是法兰克福一家名为Fischer的左翼出版社印刷的，由一个学习中文、喜欢毛泽东哲学思想和诗词的德国学生翻译，他对文革也充满同情。第三是由一个叫Marienburg的出版社印刷的，书名改成《毛泽东语录—七亿人的必读书》。但这个版本的《语录》是西德右翼用于反宣传的，出版社说发行这本书的目的是向读者全面展示毛主义对于西方社会正统秩序的危害性，以引起西方人的警惕。在1967年，这本书也出版了两万册。值得一提的是，对《语录》的抵制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和极右翼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有联系。他们视《语录》的流行为新的“黄祸”，大声疾呼要西方人警惕，表现了《语录》在西方社会影响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语录》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深受新左派影响的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来实现的。从观念上来看，《语录》对当时这些群体中流行的主要政治诉求都有利用价值：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反以苏联为代表的官僚社会主义、反西欧国家受苏联影响走议会道路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反主流价值和传统观念、反正规校园教育、反正常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差异，总之，一切基于习惯和建制的东西都在反对之列。值得注意的是，《语录》中其实不乏强调领导、纪律、秩序和服从的内容，在中国，这些内容会在有引导的阅读中得到灌输。但是在西方，《语录》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和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立，它向西方的传输本来就借助文革造反的气氛，它在西方的读者主要也是新左派，阅读中不会有任何组织的引导，在这样的情况下，《语录》的精神很容易被认为只是鼓励叛逆和对抗。在解释《语录》在西方世界流行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语录》的形式（语录体的简洁和多义性、小红书的便携性和其装帧的象征意义）往往比具体内容（毛的思想）更重要，它们的政治象征性和文化标志性其实超过了内容的重要性。很多人携带和挥舞小红书，其实有点像今天流行的行为艺术。还有研究者强调，60年代正是从美国发源的便于携带的“口袋书”在西方世界流行的时候，小巧玲珑的《语录》很难说不是搭乘了那个流行文化的快车。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语录》的推崇帮助了它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个著名女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03-1983），从1950到197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有很大影响，她的学生中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阿玛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里兹。罗宾逊是西方经济学家中著名的左翼人士，在50和60年代数次访问过中国和朝鲜，赞扬中国的经济制度。在她关于中国的三本书中有一本题目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她也称赞金日成是救世主，他领导下的朝鲜创造了“经济奇迹”。罗宾逊关心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上半期频繁访问印度，是印度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机构“发展研究中心”和德里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小红书的世界史》中关于印度的文章里介绍说，罗宾逊文革中访问了中国之后就去了印度，据说她手里挥舞着《语录》，用其中的字句回答批评性的问题。例如有人说：“难道你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很教条吗？”她回答说：“毛主席说教条主义比狗屎还糟糕。”这段轶事无法查考，但她在当时对文革的赞美是学界周知的。《语录》中并没有这段话，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确实说过教条主义是狗屎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