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吴建民难题与中国近代职业外交人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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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视野中的“吴建民难题”

在当代关于吴建民的争议中,有一点往往被论者忽略,却对于解析“吴建民难题”意义重大。

吴建民本人自70年代开始从事外交活动,他学习法语出身,其履历是较典型的职业外交官。而放大历史视野,人们不难发现,无论鸦片战争后出现的郭嵩焘、曾纪泽和薛福成等人,及后来的民国外交官,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留用外交人员等等……近现代中国史上的专业与职业外交人群可谓最失败的一群。作为近代化与现代化转型社会前沿和敏感的职业群体,对外事务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思维本与中国传统华夷观念格格不入,这个人群的出现本是传统中国外部危机的应急机制产物,政策与权力体制中,外交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关系办事员和替罪羊的角色,其不可或缺与悲惨处境都与这种微妙的角色特点有关。

历史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展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其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分工来观察。国际政治与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但却都是高度专业化的领域,这与现代社会中科技、文化、教育,乃至国防、司法和行政的情形都是一致的。

在合理运转的现代社会中,专业化的外交作业与国防军事政策施行各循其道,互相区隔而支持,并受体制化的民意代表机构及公共意见的制约,从而有效运作。而在传统中国观念与社会中,这种专业化和职业化,以及社会机制性的均衡并不存在。

从对吴建民观点的公众批评中,人们不难发现甲午清流和义和团式的空泛道德激情,政策的检讨有意地被扭曲为对专业人群的道德攻击,甚至人身攻击,将综合社会和体制原因造成的外交无效和低效归结于特定职业人群莫须有的道德过失,其唯一结果是社会撕裂加剧,在不敢撄其锋的忠诚拷问的汹涌潮流下,内外政策高歌猛进地冲向负面结局。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职业外交人的失败本是中国转型失败的一环。人们熟知的一句话是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人们容易忘记的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

转型社会的外交本是西西弗式的艰难职业。当代中国的国际处境和角色与近现代外交史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吴建民争议的强烈社会反响看,当代外交职业和专业化意识问题尚不能说已完全解决。说到底,在现实撕裂的社会建立专业化共识,为职业外交提供更良性的环境,这本是不可能之事。

今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中国在全球的外交利益绝非简单的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可以概括。作为全球事务中日益活跃的大国,中国全球利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回顾近代以来历程,特别是过去30年来的发展,人们大多承认中国社会受益于更开放的对外政策,乃至现有国际秩序,中国政府多次反复重申坚持对外开放,而要实现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以及在这种开放中合理地界定、发展和维护中国正当的国家利益,则需要更专业的国际知识和外交业务。

基于冷战思维,甚至传统道德激情的外交批评与外交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转型实为南辕北辙,而这恰恰是对吴建民的大部分批评的无分左右的基本特色。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吴建民难题”实际是百年中国转型问题的一个现实表达。吴建民及其观点在现实中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现实转型困境的体现。也许,只有当中国彻底完成近现代转型,我们才不会有“吴建民难题”的困扰。

文/赵楚 来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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