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难题”的当代中国背景

当代对吴建民及中国外交的蜂起批评与中国当代的两大背景有关：一个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成长，另一个是当代中国社会与意识的现实撕裂状况。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在奉行改革开放30余年之后，因为国家综合力量的发展，中国与美国在内的欧美国家在经贸等利益方面的摩擦扩大和加深，而近年中美在地缘政治与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战略猜忌扩大。这些最新发展使得中美关系从冷战后期的亲密全球与地缘战略伙伴走向意图和能力两方面都互相提防的伙伴。这种主要由于中国发展带来的新外交课题又为中美和中外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差异所强化。近年复兴的极左政治话语试图将这种新外交环境和命题诠释为总体对外政策的失败效应，并将吴建民代表的后30年职业外交官作为政策失败的责任者。

极左外交批判话语利用信息化时代带来的新话语平台及其传播效应，诉诸民粹化的批判运动模式，他们认定现实的中外关系矛盾和苦难是美国及其同盟者全面遏制中国，乃至军事征服中国的计划的体现。吴建民近年的公共发言主要内容之一即为不遗余力地批评这种民粹主义的和泛军事化的外交观念。

▲ 在生平最后一次演讲中，吴建民还在提醒人们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的尖锐分化与意识的撕裂是真实存在的，在这种日益尖锐的利益分化和意识对立背景下，对吴建民及其观点的传统极左话语批评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对社会全面的立足于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一部分。特别是，他们会把这几十年的外交与近代史教科书上所谓卖国主义外交相提并论——这也是吴建民作为资深外交官不得不出声反驳的原因。因为在他看来，30年来的国家发展与中国国际利益发展有赖于外交工作提供的良好外部环境，对现实内外困难的解决需要进一步加大国家开放力度，更深入融入现存国际秩序，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参与维护中国利益，建构中国的国际权力与权威，进而实现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

总体而言，对吴建民观点的批评是基于对当代全球环境全面危机的认知：中国面临立即而现实的与大国的全面军事冲突危险，而内外政策忽略和助长了这种危险，中国与美国及其伙伴有不可调和的冷战式的结构矛盾，因此，中国外交应体现“亮剑”式的血性和强硬姿态，换言之，即需要对外采取全面对抗的总体国际战略。这一切政策与前景的描述，熟悉前苏联冷战史的人们不应感到陌生。然而，这些论述不仅与现实世界的中外关系景象大相径庭，也与30年来充分国际化的中国处境无法配合。

不论中美、中日等主要全球大国在经贸等方面交织互嵌的发达利益结构，也无论欧美等外部世界的意图，即以现代战争的形态和军事安全等内涵变化，及中国当代的国家军事效能而言，全面军事封锁中国，与中国展开冷战式的全球军事对峙和对决，这既非现实的对华政策主流，也不具备现实的能力基础。真实的问题是，中国需要通过系列和连贯的政策施为展示自身力量的善意和建设性性质，需要以一贯宣示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参与全球与地区议题，通过合作和参与显示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实力与边界，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塑造基于新力量认知的周边和全球环境。这一进程无疑需要更专业和职业化的外交知识与作业，需要更深入的国际规制的学习和运用。

在这一点上，无论吴建民这一代外交官基本的政治观念如何，无疑是难得的探索者和先驱者，而他们的批评者则站在历史倒车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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