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满蒙独立”的起源:孙中山与日本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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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日本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然而中国的“近代”却选择了一条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因此,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使中国面对过许多必须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并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实质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解释“民族”与“国民”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在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首先意识到的民族是“汉”与“满”,而不是在内涵上可以与“国民”部分一致起来的“中华民族”。中国之所以选择走民族国家的道路,首先是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有关。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就不能不说明国家疆界所在。然而,按照“民族”的范围确定国家疆界的想法,毫无疑问是受到了自称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的影响。

以孙中山为首,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思想影响的革命家们,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也与许多日本人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有许多日本人大力支持了他们的革命活动,甚至直接加入了辛亥革命的行列,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这些日本人的活动背景上,有没有日本“民族国家”思想的痕迹?革命家们之所以选择了走建设民族国家道路,与这些日本人支持中国革命之间有无关系?反言之,这些日本人之所以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与革命家们选择了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之间究竟有无关系?如果以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些日本人为什么会支持革命家们选择民族国家的道路,他们在革命家选择民族国家道路的问题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搞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究竟是一些什么样性质的人士,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支持了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中国革命,这对于帮助我们加深理解辛亥革命性质以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应该具有一定的意义。

日本黑龙会与“革命的摇篮”

1916年6月,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大陆浪人团体“黑龙会”的最高首领、代表(有时又称“主干”)内田良平以其个人名义秘密地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篇手写的《对支私案》,其中有这样一段画龙点睛之语:“将支那本部置于共和政体下,以国民党或国民党系中有德有力者为执政;再分割满蒙及西藏三地委托于宣统帝进行统治,同时将其变成日、英、俄的保护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英、俄两国的保护权进行限制;从而使(日本—引者)帝国居于实际掌握全部统辖权的地位,此即本私案之梗概。”《对支私案》的主题,与内田良平、或者是他以黑龙会名义在1913年以后就日本的中国政策所提交给日本政府的报告或发表于各种场合的言论异曲同工,其中尤以《对支问题解决鄙见》最为有名,因为他在文中提出的中日《国防协约私案》,事实上成为日后“21条”的蓝本。然而,《对支私案》在说法上却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

“如果说要国民党或国民党系掌握政权,就要以形成一大亲日潮流为要。如果旧约法时代约占当选议员总数七成的国民党一流人物有可以被看做是亲日派的理由的话,欲于将来进一步扶持亲日势力,最妙的就是让该党中有德有力的黄兴等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如果满蒙及西藏的处分方案得到实现,这样(中国——引者)就可以减少领土被分割之虞,还不会伤害到英、俄两国的利益,帝国的势力也因此得以扩充,并且毫无疑问能够在指导民国方面得到方便和增添威力。同时对于民国来说,不仅可以因此一举得以有效转用全部的前朝优待费,同时民国政府也才可以名副其实得到实现完全统一之利益,何况这也能让革命的目的之一、即兴汉灭满的宣言得到真正实现。我坚信自己的这一私案实为铁定的最和适宜的对支政策,因此希望诸公能够在斟酌之后快刀乱麻一断了之。”

在主张分裂中国的事情上,内田良平之所以敢于说得如此肯定、具体,理由应该与他以及日本黑龙会势力长期以来一直与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中国革命派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关。孙中山1897年8月第二次来日,9月中下旬结识了宫崎滔天和平山周等日本大陆浪人。所谓浪人,原指离开了自己所属藩到处流浪的武士阶层。到了幕府时代末期,浪人出于改变自身地位的目的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此时一部分出身平民的人也开始自称浪人。而这部分浪人之中,此后将自己政治活动的舞台主要定位于大陆(主要为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就成为了所谓“大陆浪人”(又称“支那浪人”)。下文还将述及,大陆浪人力图通过自己的活动用自己的政治理想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但其中许多人具有日本国家主义的思想,支持日本对外扩张。

9月27日通过孙中山通过平山周的介绍,与同大陆浪人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家犬养毅见面。平山周又经过犬养毅的介绍,从众议院议员平冈浩太郎那里为孙中山拿到了在日的生活费用。[6]平冈是日本大陆浪人的重要母体、福冈的玄洋社的第一任社长,与头山满、箱田六辅同被称为“玄洋社三杰”,日后为了支撑玄洋社的对外活动而开始经营矿山,并进而进军政界。内田良平即是平冈的外甥。此次孙中山在日本生活了一年有余,在此期间中国国内戊戌变法失败,日本大陆浪人参加了救助戊戌变法领袖的活动,宫崎滔天和平山周分别陪同康有为和梁启超由香港来到了日本。他们也曾极力促成保皇党与革命党联合,但是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孙中山此次在日本期间,结识了许多对中国政治问题感兴趣的日本政界和财界人士,也包括玄洋社的精神领袖头山满以及内田良平等日本的“大陆浪人”的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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