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难题”与公众话语的转向

“吴建民难题”的出现和突出与当代中国公众话语的转向有直接关系，也可谓其在外交与对外政策领域的一种表现。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公众对国家重大政策的讨论热情开始扩大，而在过去20年中，公众中影响最大的对公共政策的争议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对外政策方面。这些争议以80年代被否定的传统极左外交理念为依据，以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学说为工具，检视80年代俗称为“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这种极左教条主义批评竭力论说中国外交的“软骨病”，而吴建民这样在同一时期走上高级职位的职业外交官，正被此类批评者视为此种他们眼中的“鸽派”外交的代表人物。这是吴历来受部分所谓“鹰派”学者及其网络追随者猛烈诟病的原因。

回顾历来对吴建民所代表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抨击和批评，其主要观点是基于扭曲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知识，比如，他们认为建国以来前30年的外交是“强硬的”，因而成就惊人。然而，在前30年反帝反修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外交处境可谓近代以来最为孤立和困难，当时中国对战后世界基本社会、文化、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势判断错误，在实践上，无论早先的一边倒亲苏战略，还是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与主流世界全面为敌的自我孤立政策，这都使中国自外于战后发展大潮，因而造成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与社会史上的巨大倒退。改革开放大政环境下的所谓“韬光养晦”无外是对前30年代价高昂却缘木求鱼的“革命外交”的一种修正而已。

吴建民近年来引起广泛抨击的观点之一即主张坚持改革开放，在新的全球环境中认识中国的利益，以及与全球利益的关联。他认为，中国发展与外部世界更多的合作关系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主张中国学习和利用国际法等主流的国际博弈规则，他呼吁不能以传统极左的思维看待今日中国与欧美以及其他国家的利益矛盾，反对用军事观点来看待中国在主权争议和大国博弈中出现的诸多分歧。这自然与日益兴起的民粹主义的观念和风尚正面冲突。

▲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顾问、前驻法大使吴建民

尽管他已经尽量在现有政治正确话语框架内表达，但他所代表的观点与传统你死我活的全球阶级斗争话语犹如水火不能相容，这并不是他本人及其支持者任何正面的意图说明所能改变的。

无可讳言，对吴建民观点的反感和批评为中国外交实践中现实的问题所加强。从重大问题上外交声音的暧昧，到外交人员素质，这些真实的负面因素使得对当代外交的批评似乎言之有据。然而，稍微放大视野，人们不难发现，对外交的许多指责本身脱离了外交官行动的真实社会与体制背景。

因此，在对吴建民观点的批评中，人们可以看到极左的批评者一种精心设计的话语策略，即借对外交的批评来抨击30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进而将现实的社会与政策困境归因于30年来的基本政策，主张全面重回前30年的革命与战争政策体系。这是有关争议实质与核心的部分。

所以，批评者仿照过去帝修反全面包围中国的论述，发展出一种全面危机的中国外部环境认知，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因自身发展而出现的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利益纠纷和意图猜疑描述为美苏冷战式的全面对决，并根据这种扭曲的图景呼吁一种对外和对内全面升级的对抗性政策体系。应该看到，这种复兴的极左政策话语有深厚的现实社会根源，那就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话语框架内反思后30年，夺取前后30年政策及成就的诠释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吴建民的友人称其为“伟大的爱国者”，但他所代表的观念与政策思维在目前环境下并不占有天然优势，这是可以肯定的。

面对现实社会和意识的撕裂，面对现实的内外新局与危机，在真实社会困境的鲜明对照下，知识和专业化的思维并不能解答汹涌的现实追问热情。尽管对吴建民的批评有太明显知识上与思维方法上的谬误，但在缺乏严肃的批判性思维的大环境下，它们作为现实批评的替代物，迎合了现实的批判热情，因此获得强烈反响。这也是不能否认的。潮流变了。当代政治正确话语框架已无法反击传统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的社会与政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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