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什么是华夏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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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城

在近代中国国族之建构中,华夏与传统华夏边缘合一而成为“中华民族”,可以说是此地区长程人类资源竞争历史中的一种新尝试——将广大东亚大陆生态体系中相依存的区域人群,结合在一资源共享之国家与国族内。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整个汉文世界的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或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著作中,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精湛细部研究的著作称得上是凤毛麟角,而王明珂教授的《华夏边缘》却正是这样的作品。知道或了解华夏民族边缘的形成并非一个遥远而古老的知识,经过作者的描述我们才有恍然而悟的感觉。这种酣畅淋漓的论述所带来的震撼是最初阅读台湾允晨版时获得的。差不多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大陆读者有机会阅读这部著作。[1]

十九世纪以后,民族国家替代王朝国家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新的中国开始“透过对‘过去’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2]研究中国人的特质,从许多方面相继展开,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都基于同样基本预设来研究华夏民族源渊,即民族是一共有体质、语言、文化特征的人群。类似的假设,王明珂认为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并不能成为构成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或充分条件。那么,和已有的研究假定对象是“中国人”转而描述“中国人”不同,作者要回答或要解决的问题的:“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或者说为何我们是中国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由此导入所谓“华夏边缘”的确立。作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图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图形。比喻虽然简单,却可以使我们一目了然,看到边缘研究取向的实质。

本书共有序论、十二章及结语,可分为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 Barth)的“族群理论”宣称:造成族群特征的是由它的“边界”,而非包含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与文化特征论者所持有观点不同,一般来说,“族群”理论更趋向一种主观认同。围绕着认同是如何产生、变迁,产生了西方人类学族群研究的二大理论:工具论和根基论。工具论者视族群为人们在现实利益考量下,限定共享资源人群范围的工具,用政治、经济资源和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变迁,而且认为族群的认同是多变、可被利用并随变化而定;根基论者以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同根性”的基本情感,用此来凝聚所谓的同根人群。不过,他们并不强调生物传承或以客观文化特征来造就族群,只是注意文化性解释的传承。例如一个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并非一定说他真是炎帝或黄帝的后代,而是他的主观认同(assumed)。

王明珂结合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与前述族群理论,调合工具论与根基论之矛盾。集体记忆,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结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问题。不但这样,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使我们重新思考在历史研究中所重建的“过去”本质如何。将某一族群的“历史”视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用这样的历史记忆凝聚一族群,无疑合乎根基论的判断;同时,它也在现实资源分享与竞争情境下被人们集体建构、修改、遗忘,以改变族群的边缘,如此说来这样也适合于工具论的观点。

基于以上对族群的了解和理解,作者提出一个不同于“民族溯源研究”的“民族边缘研究”理论。“民族边缘研究”在方法上也与“民族溯源研究”有相当的差别:在考古学上,由注重器物之传播、演变转而注意人类的经济生态,以重建族群边界产生的资源生态背景;在文献上,将文献记载当作历史记忆,着重于分析历史记忆中所表达的“我群”与“他群”边缘分野及其变迁。沿着这个思路,结合人类学的历史学研究将使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族群现象有进一步的理解,这种理解也能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族群生活经验相互映证。

在古代的帝国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帝国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这当然与疆域辽阔有关,而地理单元的复杂性是形成帝国周边的基础。作者在第二部分说明华夏生成的背景,也就是华夏生态边界形成的过程。青海的河湟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和西辽河流域是其论述的重点,以考古资料说明,在这些龙山文化边缘地区的农业人群,如何因气候变迁而逐渐走向游牧化,尤其是专业游牧化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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