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还有一周就要正式签署《归还冲绳协定》的日本来说，不可能再向台湾方面做出领土上的妥协。“台湾当局”自己也明白，无论是声明还是交涉，意义均十分有限。一在于台湾本身的地位不足以动摇美日已经达成的协议，肯尼迪大使的建议未被采纳便已是明证；二在于处在“大陆威胁下”的台湾仍有赖于美国在东亚的驻军以维持政权生存，其对美外交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因这种附庸关系大打折扣。

最终《归还冲绳协定》签署完毕，爱知揆一在东京会见台湾驻日“大使”的做法也不过是象征性的对美国要求的回应，没有任何实质性沟通。日本趁着此时的有利时机，再次成功窃取钓鱼岛。7月12日，蒋经国还向美国驻“台大使”麦康卫抱怨表示，“日本一直拒绝对该问题进行有意义的对话”。[33]

自此以后，日本方面开始行使所谓对于钓鱼岛的“施政权”，却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一直无法与周边邻国实现真正和解。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双方老一辈领导人出于大局的考量，决定将该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然而时至今日，日方却断然否认当年决定搁置主权争议的共识。

四、美国对冲绳与钓鱼岛问题的战略考量

新中国成立后，东亚地区局势的发展超出了美国的预料。美国一方面遏制打压新中国，另一方面控制扶植日本。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通过《旧金山和约》实现对日片面媾和。美国从中不仅实现了对广大太平洋岛屿的单独托管，同时还提出“剩余主权”概念。美国此阶段对冲绳的处理，既以强占东亚领土为途径确保了自身军力在东亚的驻存，又通过发展对日关系来遏制新中国，还以领土未来归属作为威胁筹码防止日苏两国接近，可谓一举多得。

至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从美国的视角看，在这一阶段苏联咄咄逼人、美国经济相对惨淡、越战泥潭不能自拔等一系列情况对其造成了严重掣肘。此时美国与东亚地区各国针对贸易失衡的协商、就归还冲绳的谈判、就中美关系改善的交涉等外交事务相互作用和影响，最后形成了其20世纪60～70年代东亚政策的主线。从日本的视角看，战后初期日本仅仅是美国的附庸，而此时它已转换成为美国在东亚借重依赖因而相对平等的伙伴——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在亚洲最强大的盟国，一系列主客观因素都极大地鼓舞并且强化了日本必须体面夺回“失去领土”的决心。从中国大陆的视角看，中日、中美都以实现关系正常化为重任，所以对于一些“小问题”，各方都不愿意过分纠缠，以免耽误了当时的大局。从“台湾当局”的视角看，其当时的国际地位已严重下滑，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以其实力和分量已无法真正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美日之间达成了双方都较为满意的交易：《归还冲绳协定》签署，美国执意将钓鱼岛纳入冲绳地界一并归还给日本，以牺牲中方的利益为代价，让日本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寻回了部分“国家尊严”；不过美国也以此为筹码，换取了纺织品贸易谈判问题上日方的妥协。维护了美国的经济利益。然而美国在面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的强烈抗议时，又表示对钓鱼岛主权问题采取“中立”态度，以保持中美关系缓和的基调，同时维护“台湾当局”的面子。这样的做法使美国巧妙地在钓鱼岛争议的各方之间打入楔子，美国在争端中“游而不离”。

对于尼克松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基辛格曾写道：“只要中国恐苏大于恐美，中国基于自身利益就会与美国合作。同理，中国之反对苏联扩张主义，虽然吻合美国与中国之利益，绝不是对美国施惠加恩……美国借着与两大共产主义巨人都有更亲近的关系，而不是偏袒其中之一，谈判地位反倒最坚强。”[34]以上分析同样适用于理解美国在美日中、美日台以及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三边关系中的地位。通常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主导的安全架构没有形成欧洲的北约模式，而是轴辐体系。然而，通过对战后直至70年代美国的东亚外交可以看到，即便是非盟友的三边关系中，美国也始终为轴，而其他两方为辐。在处理这一时期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几组三边关系时，美国在交涉过程中并不明显的选边。美日同盟是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最重要基石，美国将钓鱼岛施政权交还日本却在主权上采取中立，即便日本屡屡要求，美国依然坚决不在主权立场上表示出任何“亲日”意图；美日、美台均为安全伙伴，然而对于日台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矛盾，美国决不主动协调促成美日台三边对话协商机制；美中、日中都希望改善双边关系，美国却丝毫无意充当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中的调解人。这些做法固然在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三方中都引起了对美国的不满，但也使美国避免了倒向某一边，美国也因而可以与争议诸方都仍然维持相对稳定良好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一系列外交行径使得东亚地区内各方始终存在矛盾。最初美国以“剩余主权”概念赢取日本好感，但以此作为日本与台湾间的楔子，使得美日关系和美台关系都强于日台关系。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将冲绳归还日本，以钓鱼岛争端作为中日间的楔子，使得美中关系和美日关系都强于中日关系。同时期，中美力求接近，但美国仍以保持对台湾关系和维护台湾安保为由，拉拢大陆的同时不放手台湾，以此作为大陆与台湾两岸间的楔子，使得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和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都强于两岸关系。美国在上述数组三角关系中同另外两个交涉主体的关系都优于这两者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钝三角形”结构，美国始终居于上位，而另外两方则处于底边的两点。“钝三角形”结构既是美国处理对东亚各方三边关系的手段，又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始终居于优势地位的结果。

钓鱼岛问题至今仍是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之一，并且牵系到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中日间的领土纷争与历史问题，实际上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战略与政策脱不了干系。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美国外交“脱离困境”的一种突破，却丝毫无助于解决甚至缓和中日争端。美国一直以来既制造矛盾，又推卸责任的做法，须为钓鱼岛争端以及由之引起的东亚紧张局势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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