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锡进与吴建民的对话，令我想起了一年前的一场争论。

在一个云集了500位从事国际问题、外交研究的学者微信群里面，突然爆发了一场论战，辩论从中午持续到晚上，百多人参与了这次论战。

起因是一个学者（姑且叫他A君）指出：“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不能胳膊向外拐。谁要是不爱国，那就不要吃这碗饭！”

这种论调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这种论点很明显带有《环球时报》的色彩，讲求政治正确，立场先行。我说：“一个学科如果不是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上而是建立在基于立场的诡辩之上，那是得不到发展的。”以国际关系学科比较发达的美国为例，尽管有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学者+官员”，但也有无明显立场的亨廷顿、基欧汉和戴维·辛格，更有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萨义德。

双方各有拥趸，你来我往几百个回合，不仅覆盖大江南北的学者，还有远在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的学者加入战团。到了深夜，A君为首的阵营溃败，几位学者愤然退群。但质疑派也没有赢。他们之间又分成了各个小派系，继续争吵起来。

这一次学术“立场之争”，看似小事一桩，实际上反映了整个学界的诸多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学术、怎么定义知识分子等。

二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讲求“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最大的成就便是金榜题名，进而进京做官。学术与政治高度结合，做学问的目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终极目标是“做帝王师”，这里面功利主义色彩非常浓厚。钓鱼的姜太公也好，诸葛卧龙也好，都是权力相邀的佳话。如果屡试不中的读书人，则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最有名的人物形象要数孔乙己。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看重权力，并非对学术的虔诚。当代，在媒体界、知识界都有这样的投机分子存在。具体是谁，你我心照。

再看看古希腊式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强调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我不可能放弃我对因果律的研究，去当波斯国王。”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意大利有哥白尼、伽利略，英国有达尔文，俄罗斯有索尔仁尼琴等，都是为了真理与权威（政府、教廷）抗争之人。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阐释是：“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才是他们的本色。”而萨义德的表述更有代表性：“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

两种不同的风格，造就了两种谱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仕”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甚至唯一选择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依附性就变得尤其突出，“道从于势”便成为必然。但在西方，“道”与“势”相对独立。两种路径孰优孰劣，在近代科学发展中便见高下：一个飞速发展，一个原地踏步。19世纪东西文明相遇时，东方的溃败便不足为奇。

现在国内高校的学科建设，是按照国外的学术分科进行。尤其是自然科学、医学、经济学等，都实现了“道”与“势”的相对独立。这是五四之后中国科技奋起直追的基础。但是在社会科学上，尤其是国际政治学上，这一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三

国际关系这门学科，就是为“治国、平天下”而设，与现实政治、外交、博弈等高度结合，自然带有古典士大夫的情怀。作为一项国家干部、新闻工作者、出租车司机、个体商贩、中学生都热衷参与的“全民运动”，谁都可以就国际关系说上两句。由于“道”、“势”不分，很多人的国际关系研究从爱国主义出发，带有明显的主观情绪，失去了对学科专业性、科学性的把握。

2014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在《现代国际关系》上发表文章，指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在理论、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硬伤。其中，涉及到美国2001-2004年中东外交的400多篇文章，“无意识地”使用现实主义理论的运行，并非是系统的、规范的。实际上，现实主义早已经是过时的、不受欢迎的理论，但中国学者却爱不释手，牛新春认为，这是学界中“落后就要挨打”、“国强必霸”等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投影。今天，《环球时报》依然带有这种色彩。

实际上，外交风云瞬息万变，如果在研究中讲立场，会发现非常难跟进。比如57年之前中苏友好时期，苏联是老大哥，学术立场要亲苏，什么都说好。后来决裂了，就变成苏修，就要说它的坏。后来与俄罗斯好了，调子又扭回来。那么请问俄罗斯研究的学者怎么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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