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准确时间须慎重考量。但综合多种因素，1931年看起来正是时候。一来，政府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笃守已开始遭到国内的普遍反对。1930年，在滨口雄幸内阁的领导下，日本在伦敦签订了新的海军裁军条约。这项条约涵盖了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条款没有包括的“辅助舰船”，如轻巡洋舰和潜艇，并限制了允许日本、英国和美国拥有这些舰船的总规模。新条约定下的可容许的吨位比例是日本6.975，其他两国10。较之华盛顿条约6比10的主力舰比例，日本的比例提高了，但它却分裂了日本海军。赞同政府接受新比例的一派（“条约派”）遭到了“舰队派”的坚决反对，后者决心发动一场公众运动抵制条约。“舰队派”将此事上升为宪法问题，指控文官政府冒犯了天皇的“最高指挥权”，根据这项权利，军人作为天皇的军事指挥顾问，当可直接觐见天皇。尽管这在华盛顿会议后未有成例，但当时海军的激进分子相信，公众更易接受这种论辩。
他们相当精准地判断出日本的公众情绪和政治气候。1925年，日本已建立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制，政党已敏感于国民多变的情绪和形形色色的利益。虽然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大部分公众对国际事务或理解或漠然，但他们似乎注意到了海军中反政府的少数派及其同情者提出的主张，并深受吸引。这种接受力反映了经济形势，因为大众政治时代的来临恰逢始于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的世界经济危机。尽管它对日本的影响不及对美国和德国严重，但1930年，日本的失业人口还是达到了100万，而农产品价格（尤其是大米和丝织品）也跌到了若干年来的最低点。无力偿付地租的佃农卖女为娼，他们的儿子则被怂恿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所受打击尤为沉重的是日本的出口，其中超过30%是丝织品。世界性衰退急剧减少了丝织品出口，创造了巨大的贸易赤字。
和当时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日本政府企图通过货币手段来应对局面。在前凯恩斯主义时代，货币主义是正道。它认为，决定价格的是货币流通量，而这又由一国的黄金储备决定。随着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黄金储备下降，紧缩银根遂成必要，因为预计这将减少需求并最终平衡贸易。但这不可避免地会使购买力不断下降，进而导致失业。尽管货币主义者相信这些现象只是暂时的，但在经济危机中受损的人可不作此想，并要求领导人采取措施缓解局势。完全可以说，日本民众即使对经济理论的精微之处不甚了了，拜危机所赐，现在也更易受反政府宣传和煽动的影响。当滨口内阁在1929年11月底决定以人为的高汇率回归金本位制时，它即刻得到了漠视民生疾苦的精英政府的骂名。
所以，日本政治到了如此关头，反政府煽动能一呼百应，危及当时的国内秩序和立于此上的外交政策。这个趋势的一个明显迹象，是1930年11月滨口首相被一名右翼恐怖分子刺杀，此时距批准伦敦裁军条约不过一个月光景。刺杀者在舆论界和表示支持的公众集会上得到了同情，被奉为真正的爱国者，他奋不顾身，试图净化被一个固守不济事的解决方案的政客把控的国家。这起事件带动了类似的行为，以致1930年至1936年间，20年代国际主义旗下的其他几位领导人也遇刺身亡。更严重的是，政治和商业精英面对这种恐怖主义时的消极无为，助长了军官和右翼知识分子的“重建国家”运动。当一伙陆军军官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樱花会），投身于“不惜以武力重建国家”时，这个运动就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了。樱花会密谋使国家摆脱对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迷恋，转而返归自身独一无二的本色。特别是，密谋者们决心结束掌权者的国际主义外交，他们相信这种外交使日本唯资本主义强权马首是瞻。他们所想望的，是与国家亲西方的历史决裂，建立和日本的传统精神更谐调的军事独裁。
樱花会计划在1931年3月策动政变，但因一些陆军首脑拒绝在此时与事，阴谋胎死腹中。不过，这一事件表明，某些激进分子为了毁灭日本内外既存的世界，是如何不惜一切的。
这个背景解释了激进分子为什么选择1931年。对那些认为外交内政过分压制了国权的合理伸张，并为此感到恼恨的人而言，那一年定然显得尤为有利。以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为首的一伙关东军军官断定，果勇行动的时机成熟了。他们担忧，除非采取行动，列强将继续向中国的要求让步，日本的地位将越来越不稳。他们考虑，当务之急不是在与西方大国合作的既定体系内维护日本的利益，而是单独行动，在中国东北一劳永逸地牢固确立日本的权势。由于这一行动会遭到东京文官政权的反对，因此如有必要，后者也必须被清除掉。事实上，密谋者们大概觉察到，他们有望在国内获得足够多的支持，因为在整个1931年，大众舆论和政党斗争都在朝对若槻礼次郎内阁——若槻在滨口遇刺后接任首相——不利的方向转变，因其依赖国际合作来限制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主要的反对党政友会更激烈地抨击民政党内阁，谴责后者的“软脚外交”，要求根本解决“满蒙问题”，这不过是诉诸武力的变相说法。给这种鼓动煽风点火的是，“满洲青年团”的代表返回日本后举行了一系列公众集会，要求坚决应对中国对日本权益的凌犯。
怀着勇敢行动即能成功的判断，密谋者们在9月将计划付诸实行。计划要求袭击沈阳以北约5英里的南满铁路。行动是在9月18日夜开始的。发起攻击的元凶是石原和板垣指使下的关东军官兵。他们用爆炸物毁坏了二三英尺长的铁轨，以此为导火索，日军向同驻沈阳的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借口中国人袭击了南满铁路，一个中队的日军攻了进来，并向中国军队开火。战争打响了。最初的行动结束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才被告知发生的一切。本庄将军本人允准了密谋者们的行动，命令向沈阳及东北其他地区的中国军队和守卫动武。当他致电东京大本营时，关东军“勇猛行动，在满洲全境肩负起维持法律和秩序之责”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日之间，沈阳和长春（南满铁路的北端）均落入日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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