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日本一系列误算中的头一次，这些误算将使日本在世界上陷入持久的孤立。选择直接与中国交涉而非通过多国合作体系处理，日本正使自我标榜的国际主义显得言行不一。而中国乘机将自己说成是国际社会蒙冤受屈的负责任成员。从一开始，中国的领导人就称沈阳事件为日本对和平、文明和国际道德的侵犯。9月22日，蒋介石在对国民党官员的演讲中指出，日本已经违反了“国际道德、国联盟约和（1928）宣告战争为非法的条约”。参谋长荣臻将军在其有关“满洲冲突”的报告中坚称，中国是在捍卫国际秩序，反对日本的非法行径；一国仅因缺少自然资源就夺占他国领土，或如日本人称呼“满洲”那样，将邻国土地称为“国防线”，是有悖国际法的。既然如此，中国人相信，“世界公论”将谴责日本的野蛮行为，严斥其对“国际公义”的违反。他们绝不答应和日本作双边交涉，因为这正中其下怀，无异于接受日本的主张，即这起事件只是牵涉他们条约权利的小事情。
因此，从一开始，中国就投奔国际法律和秩序，试图通过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的支持，来获得解救。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大闹革命，挑战既有国际事务秩序的国家，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和平与秩序的拥护者，并对抗另一个直到不久前还坚定地融入现存体系，而如今可被指为藐视它的国家。这一阐述危机的方式不只是高明的宣传，它还反映了国民党领导层清醒的决定，即同其他大国合作，借其力迫使日本人放弃侵略。尽管蒋介石明白，最终——也许十年之后——中国可能不得不战斗，但目前来说，寄望于世界的压力，尤其是国联来约束日本，是最好的选择。中国还远未统一。事实上，国民党还在进行剿共作战，更要命的是，北方省份遭遇毁灭性洪灾，导致严重的粮荒。面临如此形势，蒋介石在10月宣布，救国的上上之策，是国家的“和平统一”。中国人应先集中精力实现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然后再和日本较量，同时依靠全世界的力量来惩罚日本。具体说来，驻外的中国外交官奉命向所在国政府通告日本的侵略行为，而国联则被要求召集一次理事会紧急会议（中国刚当选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是常任理事国）。
对中国而言不幸的是，它所强烈认同并向之求助的国际体系本身，正遭遇另一场重大危机：世界大萧条开始了。建立并维护国际体系的列强——各个发达工业经济体——正危机深重。从1929年到1931年，工业产出、就业率、商品价格、购买力——所有这些关乎经济健康的指标都大幅下滑，美国、德国等国的国民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这种形势严重影响着各国的经济交往，自然也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国内危机促使这些国家制定保护主义措施，以减少进口，限制黄金输出和管制外汇交易，所有手段都趋向于损害金本位制以及作为世界贸易和投资活动之基的可兑换原则。到1931年秋，列强中只有法国和美国还保持金本位制，但它们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愿帮助受损更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时候，唯有资本主义国家同心协力，才能重振信心并再次稳定局面，但当各国选民——劳工、农场主和失业者认为国际合作危害其利益时，要实现它是极其困难的。各国政府在为恢复世界经济体系展开认真谈判前，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要求。
换言之，“满洲事变”发生时，国际合作已开始破裂。事后可以清楚看到，“满洲事变”在政治上的影响，恰如大萧条在经济上的影响，即令国际主义声名扫地——尤其是大行于20年代的国际主义。聚集在日内瓦来关注中国抗议的国家，都参演了这一幕剧。讽刺的是，正当中国成为世界秩序更自觉的参与者时，整个体系却在崩塌。
它虽在瓦解，但尚未灭亡。事实上，“满洲危机”和中国向世界舆论的急切呼吁，使列强很快采取了严肃行动，尝试以某种方式维护体系。倘若它们能帮助恢复中国东北的和平，则它们不仅将成功让两个亚洲国家和解，还将促成和平机制的巩固。对国际主义的信心将重新燃起，中国将成为亚洲事务中的保守力量，而日本也将留在国际社会。因此，此事关系极大。
美英都对尝试这种可能表现出浓厚兴趣。虽然前者未加入国联，但它和国联理事会成员国保持着密切联系，成员国们在沈阳事件后，应中国之请举行了数次会议。不过，令中国大失所望的是，理事会最初未能以严厉手段制裁日本，而是在规劝两国勿使中国东北局势恶化后，于9月30日休会。不力挺中国，反映了华盛顿和伦敦官员们的看法，即最好让日本人在最少外来干预下摆平事端，好看清这是否真是涉及条约权利的小小纠纷。也就是说，坚持华盛顿体系的东京文官政府，应得到一次在体系下行动的机会。因此，无论是美国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还是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都不愿在当时谴责日本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巴黎条约。这么做就得接受中国的观点，站在中国一边。10月以前，美英不愿走这一步棋，而是希望东京的文官领导层采取措施恢复原状，以证明日本恪守现有的国际事务体系。
初时，对“满洲事变”之于亚洲国际秩序的影响，苏联或许是唯一一个有严重关切的外部大国。诚然，它从不是华盛顿体系的一员，事实上还企图鼓动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来破坏它。可是，到30年代初，苏联外交政策已对参与国际事务更加开放，正如资本主义国家一向所为。莫斯科已在1928年签署非战公约，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约瑟夫·斯大林和他的幕僚们已开始重视全球稳定的必要性。他们对国联的看法——他们曾抨击它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工具——正在改变，而他们对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尤感兴趣。同时，在1929年中国人企图夺回苏联经营的中东铁路后，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在此形势下，苏联的政策需要调整，即不再与亚洲的革命力量为伍，转而强调保护国家的安全及其在亚洲的地位。如何做到这些尚不清楚，但一开始，苏联官员们就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可能波及北满表示关切，这会影响中东铁路和苏联国民的安全。不过，“满洲事变”后最初的数周里，苏联政府对东京不扩大敌对行动的保证感到满意。
所以，当时有可能将“满洲事变”控制在中日两军的小规模战斗上，避免外部大国卷入。就此而言，日本军部密谋者们的时机选择正确。文官们和外国政府都愿把事情看成可在现行条约体系中处理。它们可以容忍军事行动，视之为诚然不幸但还可理解的反常行为，通过澄清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利和中国在其东北地区的义务的性质，这种行为甚至可以加强华盛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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