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然怒斥这一主张，其外交部发言人语带讥讽地指出，分裂动荡的不是别国，而正是日本；其政府已完全无力节制军人。Ibid., p.14.开始时，九国公约的17其他签约国还是不愿像美国那样做到谴责日本的地步。英国只是对日本宣称遵守条约表示满意，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随声附和。它们还没准备好联合对抗日本，其政府正忙于更切身紧急的事情，遂选择接受日本的辩词，即亚洲国际事务的基本体制毫发无损。
1932年1月底至2月初，日中两军在上海进行小规模战斗时，列强认为形势变得更加危急。在这场所谓的“上海事变”中，较量双方一是在中国沿海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人，渴望着在中国东北得手后采取更多行动；一是中国的政治家、学生和激进分子，正从事有组织的运动反对日本侵略，所以，事变是“满洲危机”的延续。不过，日本这次对国际舆论更加敏感，注意和列强尤其是美英法协商，以确保它们在上海的国民受到保护。列强则极欲彼此保持联系，好让事变快快结束。不出所料，中国向国联提起申述。日本驻国联首席代表佐藤尚武辩称，中国不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所以日本是在努力恢复那里的法律和秩序，以便列强安享权利。但其他国家的代表不以为然，佐藤感到，日本“在世界舆论中彻底孤立了”。
这是日本自食其果，“满洲国”新政府在3月1日成立时，这个后果变得更具破坏力。“满洲国”是关东军策动的产物，在世人面前却被说成是当地人民自决权的体现。东京盘算，利用这种手段，即使是对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进行如此恶劣的侵犯，也能变得和华盛顿条约相容了。但当日本官员拒绝将“满洲国”的地位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与磋商，反而在9月15日单方面承认新傀儡政权时，他们自己就背叛了条约的精神。做出这个要命的决定，是在李顿委员会返回日内瓦并向国联提交报告的一周前。报告指责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不义的，但也要求中国尊重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权利。除了日本，国联理事会的其他成员都认可了报告建议。
这时，日本政治进入了新阶段。犬养首相在1932年5月15日被一群军官恐怖分子刺杀一事，导致了日本政党政府的垮台。此前，已有两位和20年代经济国际主义关系密切的财界头面人物遇害。这些恐怖主义行动的目的，18是建立和新外交政策相称的国内秩序，其中，日本控制中国东北是新政策的核心。在这种环境下，毫不奇怪，日本政府对试图保持西方列强的善意显然不甚在乎。不过，东京没有选择公开否认现有条约。它还是坚持认为，“满洲国”的独立和日本对它的承认不违背九国公约，因为日本不过是在行使自卫权，以在一个没有责任政府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利益，并积极响应当地人民自决运动的诉求。以此为由，日本希望得到华盛顿列强的同情，如果不是支持的话。
国联投票一致通过李顿委员会的报告，使日本的期望落了空。对日本的一连串单方行动感到恼火，到1932年秋，西方列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仅是美国一直在重申不承认原则，英法等国对日本也越来越不满，更有意愿斥责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因此，它们赞成李顿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是在意料之中，而这说明日本受到了排斥。很明显，日本所谓从未违反条约的保证已无人当真，于是，日本选择退出国联。尽管发生了在中国东北和上海的事端，但日本依然拥护战后的国际事务体系，这一谎言已不复管用；没有国家会接受这种解释，现在已到了直面这一点的时候。继续待在国联意味着放弃“独立”的“满洲”，东京的领导层认为，为了后一目标而放弃前者是值得的。
然而，这并不表明世界上正形成一个支持中国抗日斗争的反日同盟。这仍然是中国领导人们的目标。的确，国民政府向国联和世界舆论求助的政策，正面临国内的强烈反对。民族主义团体要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并动员全国发起抵制日货等运动。为其所迫，蒋介石不得不下野，从1931年12月到1932年1月暂时离任。共产党则高举激进民族主义大旗，于1932年4月在江西瑞金的根据地对日宣战。这是对蒋介石重新掌权的挑战，他调集了50万大军企图围剿共产党。同时，他希望列强制止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肆意侵犯。有意思的是，到1932年，“华盛顿会议精神”已成为中国人敦促列强履行职责惩罚日本的手段。正如国民党的一份公告在3月指出，中国正在为条约必须遵守之原则而战，否则世界将失去和平。4月，心忧时艰的中国公民在一次集会上发表声明，称华盛顿会议在亚太地区建立了和平，但和平正再度受到威胁，这场危机有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为今之计，唯有联合“坚守正义，平等待我”之国家。
尽管有如许希望，但列强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批评日本，对李顿委员会的提议表示赞同而已。华盛顿和伦敦都满足于这些行动，某种程度上指望日本人终能悔悟前非，知错改过。同时，美英都无意动用对日制裁来帮助中国。1932年是美国政治的转折年，公众都在关注胡佛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选战。在对日政策上，二者并无分歧。实际上，在选举期间，他们几乎没提亚洲危机。对他们及其支持者而言，更为紧迫的，是采取措施恢复国内经济，至于外交事务，则是欧洲的债务和裁军问题。彼时，欧洲列强正在召开裁军会议，想看看能否保持住稳定英法德关系的洛迦诺机制。欧洲要维持现状，大大仰赖于美国点头施以援手，所以必须圆满解决债务和赔款问题。随着德国反对党甚至德国政府都要求修改规定了德国的赔款数额并限制了德国军备的凡尔赛条约，洛迦诺机制越发前途难卜。它尚未崩坏，人们也没有战后和平安排的整个体系陷于危险的强烈感触。但是，对西方列强为维护体系而充分合作，人们已失去信心。在此形势下，它们难以就采取集体行动、加强国联惩罚日本的力度达成一致。
身处国联和华盛顿条约体系之外的苏联，也不会独力阻止日本。莫斯科没有阻挠中国共产党——或日本共产党——发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共产国际1932年5月的纲领，将“满洲事变”定性为日本对20中国的侵略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增加了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但这个纲领的重点不是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同盟，而是促成日本的内部变迁，引发将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并消灭反动天皇制的资产阶级革命。莫斯科的领导者们显然判断，西方不可能结成这样的同盟，还很可能担忧后者甚至会默许日本征服中国东北，以之为削弱苏联的有利举措。在断定苏联无法单枪匹马对付日本后，他们选择着力避祸。具体说来，苏联政府允许日本使用中东铁路，还透露了将铁路卖给日本的意思。苏联政府甚至暗示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一次，它表示随时准备和“满洲国”订立相似的协定，这当然意味着承认傀儡政府）。因此，当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回避双边交涉时，苏联却愿意尝试，至少作为权宜之计，以免促发危机，使帝国主义者有机可乘。
以这样或类似的方式，日本的单方面侵略逃脱了处罚，除了受到国联的责难，没有招致各国的联合反对。正如中国的代言人频频哀叹的，日本人选对了时机，在西方国家因经济危机陷入混乱，而中国自身又罹遭内乱天灾的当口发难。不过，日本的行径给别国政府留下的印象，是对华盛顿体系的首次公然藐视，这个反应决定了它们将如何应对亚太地区随后的事态变化。然而，一战后建立的国际事务体系在多大程度上瓦解了，或“满洲事变”能否以某种方式纳入其中，从而只构成微小而非重大的侵犯，这一切在1932年还很不明朗。很多事情还要看日本人接下来的一系列决策，以及列强对之如何理解。最根本的问题是，不管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日本和列强还将在何种程度上在该地区合作。倘若它们继续合作，中国人和苏联人定会大惑不解——他们对终将爆发世界大战言之凿凿。否则，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
文/ 入江昭 节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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