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 公湖近北的克什米尔与西藏的边界争端发端甚早，1863年亲至当地的上引英国测绘师高德文·奥斯腾曾谈到克什米尔当局与西藏方面争执季节性宿营放牧地尼阿 格祖和班公湖东端的库尔纳克废堡。当时他品评事实，倾向于藏方。这场争端一直持续了下去，到了1945年，当时任英国驻拉萨外交使团负责人的黎吉生 (Hugh Richardson)在其所编供英方参考的《西藏概要》中言此争端仍在，他称之为卓博噶波之争，他更是偏向藏方[29]。

卓博噶波地名不见于我方的地图，在英印方面的地图上标于尼阿格祖下方，是个只有几平方英里无常住人口的劣质牧场。1918年，藏方的日土宗本下令藏人逮捕了一位在此争端地放牧的名拉甲（Lhagyal, 拉达克人）的克什米尔臣民。

（五）如前所述，在英印殖民地时期，对中印西段边界已 形成一占上风的意见，这段边界就是这样维持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央政府即认定了这种状况。但为何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印度方面会有异议呢？这就牵涉 到克什米尔问题，而这又与后来划入克什米尔的拉达克有关。拉达克自吐蕃王朝后期，作为赞普王子所建王国，本身就是西藏的藩属。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拉达克经 常占有西部西藏，行使管辖权，以至在第六世达赖喇嘛时期与西藏经过战争达成了各守边界的协定，这就是现在中印西段边界西 藏段的由来。到了1842年，拉达克被克什米尔的道格拉锡克族军事政权吞并，道格拉政权此时悍然发动侵略西部西藏的战争，作为对拉达克政权的领土继承，提 出整个西部西藏为其所属，结果被藏军击败，这就是所谓的森巴战争。尔后道格拉政权发展成为统一了整个克什米尔的政治势力，虽然后来被英国占领，但克什米尔 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却留存了下来。1947年的印度独立是伴随着印巴分治而产生的，在如何将克什米尔一分为二的问题上两国产生了长期的争端，其中又有克什米 尔的独立要求，情况益为复杂。印巴将克什米尔问题的争端闹到了联合国，而谈到克什米尔的疆域，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与西藏的边界，印度方面对此不大了解， 为了准备资料，遂委托克什米尔方面，克什米尔方面根据自已所藏的大量文档，提出了多余的领土要求，这就是中印西段边界争议的由来。

四、结语

入清以来，中印西段边界在个别地段有西藏地方政府与边外个别部落长代表间的停战协定式的界定，并无近代国家边界的严格划定方式，且与各自后来的中央政府并无行政上的继承性，故仅可供定界时参考，并无国际边界法律上的效力。实际上，现属印度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在过去的吐蕃王朝灭亡时期是一逻莎（今拉萨）赞普王子首创王国地，是纯粹的藏地，这是中外所共认的，只是到了清道光朝，由于内忧外患，再加上当时的驻藏大臣对历史不了解，才默认了英印对拉达克的统治权。由于交通不便，有清一代的驻藏大臣没有到过西部西藏边界。民国年间，虽有中央代表在藏，但也无暇及此。勘定西部西藏的边界，要参考大量的英印方面的英文文献和游记，而当时西藏地方政 府方面通英文的寥寥无几，手中更无有关的文献。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在西藏又有了代表，当时亦无暇及此。1959年平定西藏叛乱后，中央驻藏人员增 多，马上就遇到了中印西段边界谈判问题，为了准备及分析资料，提出证据，我方参加谈判人员（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一个藏族人员参加）除了通英文外，没有人以前到过西藏，或从事过藏学，更不懂藏文，也不掌握有关的汉文史料，所以没有提出本文所挖掘出的一些证据，这就是当时的具体情况。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中国外交部，第1页。

[2] 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后一文系与王士鹤先生合撰。

[3] 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

[4]《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九。

[5]《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五八二。

[6]《新疆图志》“国界一”。

[7] William Moorcroft:《和阗志》Notice on Khoten,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832年第1卷，第244页。

[8] Cunningham:《拉达克》Ladak,1854年，第17—18页。

[9] G.W.Hayward: 《从列城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旅行和叶尔羌河河源考察记》Journay from Leh to Yarkand and Kashgar, and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s of the Yarkand River, 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70年第40卷。

[10] R.C.Schomberg:《未知的喀喇昆仑》Unknown Karakoram,1936年，第9页。

[11] S.G.Burrad,H.H.Hayden: 《喜马拉雅山和西藏的地理地质概述》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Himalaya Mountains and Tibet, 1933年，第121页。

[12] 见其《论拉达克的班公湖地区》Note on the Pangong Lake District of Ladakh, 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67年第37卷，第343—363页，又收入同年伦敦的《地理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另有其它两种杂志转载。

[13] 拉尔(John Lall):《阿克赛钦与中印冲突》Aksaichin and Sino-Indian Conflict, 新德里，1989年。

[14] 见安氏与瑞方另一位参加者诺林(Eric Norin)博士合纂的《斯文赫定的中亚地图，地图纪要，卷一，记录与测绘》Seven Hedin’s Central Asian Atlas, Memoir on Maps, Vol.1, Records and Surveys, 斯德哥尔摩，1967年，以及诺林著《在西部西藏的地质考察》G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Western Tibet, 斯德哥尔摩，1946年。

[15] 《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6] 在这一带传教多年的德国牧师弗兰克(A.H. Francke)所著《印藏古物》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加尔各答，1926年版第2卷第125页注dKar-zhva为Lahul, Khu-nu为Kunawar。

[17] 中华书局标点铅印本卷六第3088页点作“库鲁、农底泥底、噶尔厦加木比、作木朗、降纳乌、比宁巴奔阿辖果、觉拉木、聪萨”，成了8个部落，可见对这一带地理的概念模糊，有必要澄清。

[18] 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所著《拉达克王国》（The Kingdom of Ladakh, 罗马，1977年）一书第43页认为阿旺贡噶伦珠土登格勒迥乃索南坚赞(Ngag-dbang kun-dgav lhun-grub thub-bstan dge-legs vbyung-gnas bsod-nams rgyal-mtshan)所撰《达仓热巴传》rNal-vbyor gyi dbang-phyug Audiyana-pa Ngag-dbang rgya-mtshovirnam-thar legs-bris vaidurya dkar-povi rgyud-mang第31页的Ga[r]-sha即Lahul。Ga[r]-sha及dKar-zhva的译音，藏人达仓热巴从西藏朝圣路经此地，随音 记字，故与文献音近而字异。

[19] 《世界地名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20] 见其所著《尼泊尔王国记》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Nepal, 爱丁堡，1819年，第315—316页。书后所附地图标明了古卢及毗邻地区的所在。

[21] 该书第113—115页记录了至其成书时的古卢王统世系，十分珍贵。

[22] 《西藏地名资料简编》，西藏测绘局1979年版。

[23] 此藏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次仁加布1988年的硕士论文《试论1841—1842年西藏、森巴之战》第26页及索引所引西藏档案馆的此战役记载。

[24] 《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

[25]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

[26] 《印藏古物》第1卷，加尔各答，1915年；第2卷，1926年。

[27] “西藏”，第4页。

[28] Charles Bell:《西藏今昔》Tibet: Past and Present, 1924年，第7页。

[29]《西藏概要》，加尔各答，印度政府行政出版社1945年版，第122—125页。

作者：房建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原载于《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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