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说照片的问题。把照片单列一节是因为虚构派在连篇累牍的“成果”中对照片的“检证”最为得意，以至于大言炎炎，声言“可作为证据的照片一张也没有”。照片作为史料，对复原历史的某些原貌有特殊价值。因为照片的复写性质对“精神”以外的具象内容有文字无法比拟的最精确传达。照片这一最直观、最“一目了然”的特点，也最易使不明真相的局外读者为“眼见为实”所感染或误导。所以在颠覆议论已甚嚣尘上（虽然仅仅是日本）的今天，捍卫真实有了比捍卫是非更为优先的理由。日本虚构派提出的照片问题，总倾向是“政治”化的。同时不少照片确实存在着随意解读的问题。比如1938年出版的《日寇暴行录》中一张说明为：“江南农村妇女被一批一批的押送到寇军司令部去凌辱、轮奸、枪杀”的照片，相当一段时间一直陈列在我们的一些纪念馆中。其实这张照片源出1937年11月10日出版的《朝日画报》，是一组照片中的一张，原解说为“受我士兵保护的从农田劳作回村庄的妇女和孩子们”。同时刊出的另几张照片为采棉花、回村后和日军合影等内容。

1937年11月10日日本《朝日画报》刊出一组照片之一，题注为“受我士兵保护的从农田劳作回村庄的妇女和孩子们”。1938年7月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日寇暴行实录》中收录同样的照片，题注为“江南农村女子被一批一批地押送到日军司令部去凌辱、轮奸和枪杀。”

1937年11月10日《朝日画报》刊出的一张照片，与上图同属一组。

日军拍摄这些照片意在宣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抗战最艰困的时候为了唤起抵抗不惜借用也情有可原，但这不等于说因此就有了将错就错的理由。所以，为了还原本来面貌，或者哪怕仅仅为了避免授人以柄，对所谓“伪造”照片的每一张，我觉得都有从来历、内容以至于“释义”彻底检讨的必要。前几年我曾拟对今传照片作一探源，后因故未能完成，就粗略的了解而言，照片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一是来历明确，也反映了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的照片，这类照片主要由在宁西方人、日本记者和日本军人拍摄和传布；二是确系日军暴行的照片，但地点不在南京，或不在南京暴行期间；三是当年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等部门为了宣传需要移花接木的照片；四是尚待考证真伪不明的照片。在暴行照片之外，近年日方提出的所谓“没有暴行”的“反证”照片也应引起注意。这类照片主要有日军和南京民众“亲善”、南京气氛“祥和”等内容。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远离事实的“宣传”，而且即便有些照片是当时的“实景”，也只是“某处”的实景，既不可能等同于其他许许多多的某处，更不可能等同于全局。所以此类照片不可能成为推翻暴行的“证据”。但反过来说这些照片因出于事发当时我们也不能不闻不问，至少查清它是完全由导演安排的反事实的演出还是某处（即便是极小的某处）的写实，对我们全面认识事件的面貌还是有帮助。总之，照片问题虚构派已“捷足先登”，收复这一阵地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文/程兆奇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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