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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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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疆域模式的比较分析

文明体作为族群聚合之单位,先天地具有开拓生存空间的内在驱动。因此,所谓扩张取向,便不因文化特质而有所不同,只是在地理环境与文化观念影响之下,在扩张特征上有所差别而已。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依托各自地理环境,发展出不同类型之政治制度,凝聚出不同内涵之文化观念,最终积淀而整合为完整之文明体系,稳定地对文明内部进程与外部地缘环境发生能动作用。相应,在疆域观念上亦是如此。不同文明在疆域观念上各有不同,大体而言,从西至东,以西欧、阿拉伯、俄罗斯与中国四种文明的疆域模式对欧亚,乃至世界地缘政治影响最大。虽然这四种文明边疆拓展动力皆由诸多因素组成,但相对而言,各自又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鲜明特征。本文即在对比欧亚大陆四种主体文明疆域模式基础之上,揭示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

一 中国古代的“有限扩张主义”及其历史根源

西欧由于地形破碎之缘故,不易形成统一局面,长期以来小国接壤而邻,由于生存空间狭小,故而相互之间战争不断。在这一地缘背景下,西欧国家自古以来,便不断尝试以地中海为跳板,向亚、非两洲进发,或通过和平方式,开展商业贸易;或通过战争方式,掠夺资源,以开拓生存空间,并支援宗主国,从而树立在欧洲之统治地位。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欧更以在全世界实行殖民主义,传播基督教,建立世界霸权为目标。相应,西欧疆域扩张实针对整个世界,尤其注重壮大自身经济力量。或者说,西欧疆域模式最为体现经济驱动之特征。

阿拉伯文明产生于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之阿拉伯半岛,一方面通过开展商业贸易,从海外获取经济财富;另一方面,崇尚严格的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主张通过战争方式,将教义传播于全世界。因此,自公元6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不断向四面扩张,其核心动力相对其他文明而言,宗教色彩最为浓厚。或者说,伊斯兰教疆域模式最为体现宗教驱动之特征。

俄罗斯是近代几大文明体系中,核心地带唯一处于内陆亚洲者,由于气候寒冷、降雨量少,以草原、森林为主要地貌的俄罗斯文明,虽然以农业为主,但生产率却得不到保障,从而在广阔的俄罗斯平原上,不断扩张,以掠夺资源,打通与外界经济交往的地理通道。俄罗斯在蒙古帝国瓦解后,继承蒙古帝国在政治、军事领域中的威权制度,迅速崛起,利用突厥势力衰落之契机,疯狂地从一个小公国,将势力在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开来,从而建立了当今世界最大的陆地边疆。这种崇尚武力、战争的边疆开拓模式,使俄罗斯疆域迅速扩大的同时,也使内部难以相应完成快速整合,内部矛盾不断的结果,是苏联的最终瓦解。或者说,俄罗斯文明疆域模式最为体现战争驱动之特征。

以上三种文明疆域模式虽在历史内涵、驱动因素上存在差别,但其共同面临的地缘政治却非常相似,即都身处最为原始的区域国际秩序——“丛林秩序”之中。地球在形成之后,不断衍生出不同形态的物种。不同物种之间借助食物链模式,维持着地球的生态平衡。这也是地球上最为原始的生态秩序。食物链生态秩序核心特征即是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合生存。正是在这种最为原始与基本的生存逻辑下,不同物种之间展开竞争,不断推动着生物进化,乃至最后人类社会的产生。对此,科学界将之概括为“丛林法则”。人类走出丛林后,虽然走向了草原,但生存逻辑,无论群体内部,还是群体之间,都仍然遵循着来自丛林的法则,不断展开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斗争。丛林法则是人类社会在产生之初,仍然延续人的动物性及其生存逻辑的一种体现。相应,伴随人类社会逐渐发展,丛林法则作为内在地根植于作为动物的人类之中的一个生命意识,一方面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斗争规模、形式与影响等方面,都不断得到发展,将人类社会自我毁灭的潜在逐渐演变化无比接近现实,两次世界大战与近年来国际社会的不断擦枪走火,都是典型体现;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在长期斗争中,不断衡量斗争成本与最后收益之间的平衡,从而越来越趋向于采取合作的态势,从而发展出容忍、节制等后天社会属性,这一社会属性不仅体现于个人之间,同样体现于群体之间社会契约,乃至国际契约的建立与推广。

以上三种文明中,西欧、阿拉伯文明都处于地理空间局促、生态环境不足的地带,为争取有限的资源,两大文明内部、之间长期处于激烈竞争之中,是丛林秩序的典型地带。为了保证生存,并消灭敌人,两大文明内部、之间在内部挖掘已经臻于极限的前提下,只有不断向外扩张,利用外来资源补充、壮大自己。俄罗斯文明虽然远离西欧、阿拉伯半岛竞争的白热地带,但由于农业生存较为原始,因此长期没有统一,内部不同政权之间也形成了丛林秩序。蒙古入侵前后,俄罗斯才逐渐统一起来,鉴于只有不断扩张,掠夺边疆资源、开展经济交流,才能维持庞大政权的存在,于是也不断向外拓展疆域。

可见,在地理环境决定之下,以上三种文明处于丛林秩序之下,为壮大实力,于是不断开拓边疆、发展商业,以维持自身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属于“发散型文明”。在这种历史格局下,以上三种文明腹地与边疆,或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基本是一种单向的历史关系,即腹地、宗主国掠夺、获利于边疆、殖民地。但之所以称“基本是一种单向的历史关系”,是因为这一历史关系衍生出另一连带性的反向关系,即腹地、宗主国为保证掠夺、获利,在边疆、殖民地委派代理人,乃至推广腹地、宗主国的制度形式,甚至传播腹地、宗主国的文化精神,因此导致边疆、殖民地呈现二分现象,一种类型的边疆、殖民地由于缺乏合适的地理环境、优越的经济条件,从而被严重掠夺人口或资源,二者逐渐呈现此消彼长的历史态势,如近代的非洲;而另一种类型的边疆、殖民地则由于具有较为合适的地理环境、优越的经济条件,从而呈现腹地、宗主国全方面复制,二者逐渐同质一体的历史格局,如近代的美洲。无论是此消彼长,还是同质一体,都源于壮大腹地、宗主国的经济需求。或者说,以上三种文明疆域模式的历史驱动,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驱动。由于对外扩张拥有的都是好处,因此以上三种文明将不断扩张、扩张,再扩张的外向扩张政策,视为文明立足与发展的基础之一。如果对以上论述加以综合的话,可以将以上三种文明归纳为“经济驱动的外向无限扩张主义”。

文明5中国

与以上文明不同,中国从整体上而言,呈现了“有节制的扩张”或“有限扩张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从地理空间而言,中国文明不似以上三种文明无节制地向外扩张,而主要是围绕平原地带,向四周渗透,对于海洋空间,鉴于其与农业文明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因此从官方层面一直加以摒弃。从开拓方式而言,也不只利用战争方式,还利用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而且比较崇尚运用和平交往的方式,这自然也与中国文明崇尚人文主义、对战争充满警惕的所谓“兵者不祥”思想有关。最后,从扩张目的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消除四周,尤其西、北游牧民族的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而非单纯的疆域扩张。因此,中国文明属于“内聚型文明”。

这一疆域模式同样根源于中国地理环境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方式。与以上三种文明不同,中国文明中心地带是平坦而富饶的平原,为中国先民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便显得不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交流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基本限于农业动力。而反观四周地带,与以上三种文明四周地带是资源聚集地不同,中国四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不仅不便于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而且四裔民族利用这一险恶地理,形成了对中原政权的一定抗拒,西、北民族甚至长期掌握了相对于中原王朝的骑兵优势。相应,中原王朝对于四裔边疆的扩张,一方面由于缺乏边疆经济的有力支持,有坐吃山空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也容易陷入边疆险恶地理甚至军事优势的陷阱,从而在财政、军事两个方面,造成对政权的严重冲击。况且农业经济对于气候、人口依赖较为严重,如果遭遇自然灾害、大规模征兵,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冲击,从而形成社会动荡、政权不稳。在这种历史状态下,中原王朝进行扩张时,势必首先在政权稳定与边疆开拓之间寻找平衡点,以不损害政权稳定为前提,进行适度的边疆开拓。因此,中原王朝的疆界形成,实际止于政权稳定与边疆开拓长期平衡下的临界点。这一临界点表面来看处于明显不适合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生态临界点,其实深层来看处于中原王朝财政危机爆发的临界点。或者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边疆治理上,存在着一定局限性。

二 中国古代的“差序疆域”观念与“中华亚洲秩序”的形成

但与政治能力有限性形成对比的是,东亚地区广阔而相对平坦的地形特征,却导致中国古代形成以中国为中心,没有边界的“天下”秩序。现实与文化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如何解决呢?军事手段既然存在制约,那么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手段加以弥补。这便是通过政治交往、文化传播,与军力无法直接控制的地区,形成一定的政治联盟,通过经济补助的方式,获得政治宗主的地位。具体而言,便是在直接统治区施行郡县制度,在无法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而在更为遥远的地区实行藩属制度,从而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观念。而即使通过多种方式,仍无法达成一定关系的边缘及其以外地区之政权,则会被天下秩序选择性地忽略。

所谓“羁縻”,是将边疆政权从形式上纳入国家体制中来,一般不干涉其制度形式、内部人事更替与社会风俗,实行间接统治,也就是所谓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改其宜”。[1]中央政权与羁縻政权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中央政权担负有保护羁縻政权的职责,羁縻政权具有承担赋役、应征出兵的职责。[2]羁縻统治区以外是藩属统治区,与中央的关系更为松散,中央政权与藩属政权之间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关系,二者之间仅依靠数年一次的朝贡加以维系。[3]可见,差序疆域在地缘政治上呈现从中心到边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层面,政治关系由紧到疏、控制力由强至弱的差序格局。“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4]“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5]

比如明朝便是如此。明朝大体继承了元朝直接控制区,为管理广阔疆域,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汉人地区,设置郡县,直接控制;在北方边疆,设置军镇,实行军事化管理;在西南边疆,遍设土司,实行羁縻统治;而在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西域、东南亚,则实行藩属制度,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地缘差序与区域分治特征。而为贯彻政令、管理地方修建的驿站,覆盖了直接控制区与羁縻区。《明史》先叙明国之事,继之以“土司传”、“外国传”,反映出中国在传统社会晚期,仍维持着中华亚洲秩序的差序格局。而明朝在朝贡贸易中,也通过设定不同待遇,以排定不同羁縻部落、藩属国的不同地位,从而不断形塑其与明朝的关系。比如万历时期,明朝在与兀良哈三卫、女真、西番(“回夷”)、“北虏”的朝贡贸易中,便通过制定不同的次数、人数、地点、赏赐规格,表彰拥护明朝者,批评叛附不常者,从而调整与维护周边族群与明朝的政治关联,加强对于边疆地区的政治统治。[6]

那么,除却文化的想象,直接控制区之外的羁縻区、藩属区,即“五服”中的“要服”、“荒服”,[7]是否属于王朝疆域呢?南宋范成大在《志蛮》中如此表达。“今郡县之外,羁縻州峒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8]即羁縻区属于疆域之内,之外则属于“化外”,即疆域之外。也正因此之故,明初四川播州夷民归附之后,明朝虽实行羁縻统治,却将之视为处于版图之内。洪武七年(1374)三月,中书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为始,每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以为军需。”[9]

但另一方面,虽然朱元璋也认为播州隶属于版图之内,不过仍将之与内地加以区别,并未命其如同内地一样,承担赋役。“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税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10]可见,羁縻统治区与直接统治区在国家定位中,仍有相当不同。二者不仅政治制度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赋役制度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在古代世界,疆域的意义主要并非土地本身,而是生存于其上的民众,以及其所承担的赋税、兵役;如果能够承担赋役,才会获得重视。这与现代疆域观念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将每一寸土地,无论其生态环境如何,都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观念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在中国古代,又有在严格意义上,将羁縻区与直接统治区相区别,不将羁縻区视作国家版图者。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播州之役进行之初,为笼络播州周边土司,明朝放缓“改土归流”的步伐,认为土司与州县在国家疆域的意义上,性质一致。明神宗诏称:“土司自我朝开设以来,因俗而治,世效职贡,上下相安,何必改土为流,方是朝廷疆宇?”[11]但从这种反问的语气来看,当时人有以土司不属国家疆域,只有设置流官、直接控制的州县,才属国家疆域的观念。实际上,明人在一定程度上将仅设置军事机构,不设民政机构的边疆地区,鉴于其不承担与内地州县一样的赋役,而认为其属于化外。景泰时期,“贵州苗反,久未平。何文渊请罢藩、臬二司,专设都司,以一大将镇之。于少保谦不可,曰:‘若不设二司是夷之也,何以通滇僰道?且无故弃祖宗疆内地,不祥。’遂寝。”[12](更改)果然,在播州之役后,朝廷在播州改土归流,认为从此播州属于明朝,而邻近土司仍保持原貌,被划于疆域之外,双方有正式边界。万历二十九年(1601),兵部奏“正疆域”。

播左连水西,右通永宁,地址虽若犬牙,彼此原有疆界。但夷性犬羊,互相雄长,侵剋无常。既改土为流,当清疆界,永杜争端。原系播州者,归我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为遵守。[13]

万历三十二年(1604),明朝在议平播之功时,也称:“平播一功,开疆展土,奇勋懋绩”。[14]

可见,在中国古代差序疆域观念下,直接控制的郡县地带属于正式国家疆域,而间接控制的羁縻区,则处于疆域的模糊地带,存有争议。至于藩属国,则不属于国家正式疆域,与正式疆域之间更是同样存在边界。不过中国古代不断进行的边疆开拓,逐渐将羁縻区,甚至部分藩属区明确纳入国家疆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一进程在前近代时期十分缓慢,中国古代疆域格局从而呈现不断扩大的、动态的“差序疆域”。一部中国史,便是在“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下,差序疆域格局内部不断整合,转变为“均质疆域”,而外部不断向外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一波一波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古之戎狄,今为中国。”[15]

在这种区域国际秩序观念下,亚洲尤其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国际秩序,即“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的差序格局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经济驱动的外向无限扩张主义”明显不同。首先,中华亚洲秩序的建立不是以经济驱动为主导,而是以政治驱动为主导,中原王朝的对外扩张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而是为了实现“天下”秩序的政治统一。因此,中华亚洲秩序是一种“政治驱动的扩张主义”。其次,中华亚洲秩序的建立不是为了主宰亚洲国际秩序,而是为了维护中国地缘和平。正如上文所述,中国腹地经济明显优越于周边地区,中国强力控制周边地区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积极对周边施加影响,一方面是为实现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为保持周边地区的稳定,防范或抵御周边具有威胁势力的产生与壮大,从而保证中国边缘地带的和平,以维护政权的稳定。可见,与以上三种文明对外扩张是一种外向掠夺式的发散不同,中华亚洲秩序是一种瞄向中原王朝政权稳固的内聚或内敛。因此,中华亚洲秩序并不像以上三种文明强调经济掠夺或同质一体,而是强调差异共存、相安无事。在腹地与边疆的关系上,也并非是一种单向关系,而是中国对边疆乃至藩属国保持政治权利的同时,担负兴灭继绝的政治义务;边疆乃至藩属国在保持政治臣属的同时,不断获得中国的优惠经济贸易。总之,双方并不强求同质一体,而是和而不同。因此,中华亚洲秩序是一种“内向扩张主义”。最后,虽然都是扩张主义,但以上三种文明是一种无限扩张主义,只要有利可图,便一直向外扩张,这一传统一旦形成,即使一时无利可图,也积极控制,比如英国进入西藏,俄罗斯进入西伯利亚,都是如此。这种无限扩张主义虽然导致战争不断,但却更为积极与主动地打开了世界一体化的历史局面,促进了近代世界的产生。与之不同,中华亚洲秩序的是一种有限扩张主义,虽然有利于亚洲尤其东亚的国际秩序和平,但对于推动全球化格局之形成,却显得缺乏动力。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将中华亚洲秩序概括为“政治驱动的内向有限扩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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