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虚构派的全面进攻，屠杀派仍在顽强抗争。与八十年代屠杀派给人的“众志成城”的印象不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13个谎言》，屠杀派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在不同方向上各自为战。这一时期在实证研究上成绩最为突出的是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调查会成员中石田勇治编译的《德国外交官所看到的南京事件》是德文官方文獻资料的第一次结集。小野贤二编辑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的最大意义在于证明了战时报道的“两角部队” 在幕府山俘虏的一万四千名中国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枪杀。“调查会”之外，松冈环编辑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采访第十六师团为主的老兵达一百零二名，为迄今抢救当事者记忆的人数之最。这一时期在笠原十九司著述以外的寥寥屠杀派著作中，我觉得有一本书应该一提，即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津田此书的中译本在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不算僻书，之所以说“应该一提”，是因为此书在日本连屠杀派也“视而不见”。被无视的原因当是由于此书以南京大屠杀“实有”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诸派所争本在史实，但我觉得之所以被无视多少也和此书尖锐批判的对象是日本民众的责任有关。日本各派“党同伐异”由来已久，八十年代屠杀派占据上风和九十年代虚构派甚嚣尘上可以说都是拜同派之间声应气求“一致对外”之赐，屠杀派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下降不能说没有整个风气右转的大环境原因，但和屠杀派“各自为政”过于孤高也不能说全然无关。

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争论的历史，可以说诸派论争是推动研究的最主要原动力。目前虚构派虽然气盛一时，但没有也不可能笼罩一切。由于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史料已接近穷尽，所以各派影响力虽会有消长起伏，在看得到的将来，不可能由哪一派定于一尊取得压倒性胜利则当无可疑。

定量研究不足也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一个较大问题。造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这是性质问题，无关乎“量”。这样拒之门外并不能取消问题。我就不止一次遇到“既然不是量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坚持量？”的发问。问者不仅是虚构派，甚至不仅是日本人。我觉得长久以来我们在强调性质时确实有争量，甚至贪多务大的倾向，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南京大屠杀固然是日本的耻辱，但也不是我们的光荣。第二，定量研究确实有文献不足征的困难。除了不同观点解读差别极大的斯迈思的有限调查，事发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对日军暴行的全面普查，而有关日军暴行的所有早期记录，包括最有价值的红卍字会的埋尸报告，都无法导出两大审判的数量结论。其它第一手证据，比如理论上有可能全部掘出的“铁证”遗骸（其实也有甄别问题），对证明标志性数字也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不仅是屠杀，“量”的问题还包括强奸、抢劫等各种的暴行。暴行的量的另一个方面是日军暴行是不是一个无限行为。多年来日本虚构派在为日军暴行洗刷时还提出日军受到“感谢”、难民区“安泰”等等的“积极”的“反证”，对此我曾多次严辞批驳。比如对宝塔街收容所主任陈汉森给日军比良号舰长土井申二接济食品的感谢信，我在《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论著平议》中说：

日军比良号炮舰舰长土井申二中佐“自告奋勇确保该地区（指下关附近的宝塔桥街——引者）的整顿” ，宝塔桥街在土井治下被改为日式名“平和”，陈主任不仅明奉“昭和”为正朔，而且所谓“赏赐”，所谓“恩典隆渥异常”，不独毫无自尊可言，让人看到的只是亡国之民的辛酸。虽然我们不能要求难民们不食嗟来之食，我们也没有必要指责陈汉森们被发左衽，我们甚至可以不论土井——日军的缩影——的动机和行为只是为了建立“满州国”式的殖民地，但“平和街”收容所以至整个南京的难民之成为饥民以至饿殍完全是由日军造成的事实，总不能忽略不顾吧。

我在这里引述旧文不是为了再次辩诬。而是想提请注意：以往我们论及南京大屠杀，只有见人就杀的向井敏明、野田毅那样的食人生番，土井申二式的软性征服者长期以来未纳入我们的视野。从最大处着眼，我们当然可以说日本军队不请自来，不论何种作为都是侵略行径。但土井及类似土井的表现与穷凶极恶的罪犯毕竟不同。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面临一个的挑战：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有没有量的“边界”？换言之日军暴行是所有部队在所有时间地点的无限行为，还是也有范围？虽然我们可以说即使日军暴行有量的限度也无法改变违反国际法和违反人道的实质，但南京大屠杀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观也许因此而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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