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汉与唐的天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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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到南北朝,三百多年,中国分裂。这一个时期,据气象学家的研究,正是亚洲北方大陆寒冷的时期。也有人以为,这时候,草原上民族生活不易,于是大批南侵,渗入中国。隋唐开始,也正是亚洲北方回暖的时期,草原上,出现一个强大的突厥,其号令所及,东到今天西伯利亚东端的海岸,西到阿姆河流域,乃是匈奴以后最庞大的一个草原强国。突厥的起源地是在蒙古高原西边的金山地区;除了游牧以外,突厥人利用当地的铁矿,善于铸造铁器。蒙古高原西南方,水源丰富,也是农牧两宜的地方。因此,与匈奴相比,突厥人掌握更多的资源,也能发挥更大的力量。隋唐建国之初,对突厥人都要容让三分,甚至于以优厚的条件,在逐鹿中原的时候,取得突厥人的合作。

唐代胡商俑
唐代胡商俑,洛阳市出土,藏于河南洛阳博物馆。洛阳作为唐代著名的商业都会,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吸引了大量胡商来这里从事贸易。

隋唐的帝室,都是北周将领的后代,最初的根源都是尔朱荣率领的六镇,其中包括胡人和汉人,即使是汉人,也已经相当程度地胡化。这一个军事集团的领袖,几乎家家都是胡汉通婚,所以隋唐帝室都兼有胡汉的血统。在隋代取得中国南朝领土以前,六镇集团的行为,仍旧保持强烈的胡风。整体讲来,唐代的君主传统,不论生活习惯,或者族群观念,其实并不符合汉文化的模式。例如,他们的婚姻关系,在中国人看来相当混乱,子烝父妾、兄弟相残,亲戚杀戮如仇人。至于女主掌权,武则天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如此行为的统治阶级,在胡人看来,皇室就是胡人。所以隋、唐的中国,与各方胡人的交往,远比汉代的胡汉之间为亲密。

唐代的“道”体制

唐代政权的政府组织,不如汉代严整。可能是因为隋唐本来就是征服皇朝发展的延续,政权的合法性就在武力的控制。北周将领的家族,构成了统治阶层的核心。再加上隋唐合并了南朝,南朝本来就是以士族统治为基础。隋唐的政府结构,基本上建立在胡、汉大族的支持下,加上一些南朝发展的文官系统。唐代的士族政治,至少维持了高祖、太宗到武则天。在武则天手上,开始吸纳不在士族圈子里的人才。一般人以为,武则天开始科举制度,整体地改变了唐代的政治特性。其实,即使在武则天以后,科举出身的进士,还是大族的子弟较多。唐代的科举,并未制度化。权贵的赏识,人情的关说,以及本人的声名,都足以将进士候选人送入文官体系。无论是士族子弟,还是进士出身,其具有的品行、能力和学问,都未必是担任文官的条件。唐代文官整体的素质,确实是不如汉代察举所得的贤才。到了唐末,士族力量的衰弱,与其是由于科举进士的抬头,毋宁是由于武人参政的分量更大。著名的牛李党争,一般当作是士族和进士之间的斗争,可能也并非如此绝对。

北朝是征服皇朝,基本上没有文官体制;隋唐的文官系统,是从南朝继承。南方六朝,许多制度都是因陋就简,并不完全是合理的制度。隋唐继承南朝传统,在文官制度上,也是非常混乱。唐代官制,一个官员的职称,包括等级、职位、荣誉、勋位、派遣、兼任等等,不像汉代制度,一个官员担任一个官职。而且,地方有较多的自主权,尤其天宝以后,地方权力坐大,封疆大吏可以封拜中央官职。例如杜甫,他的工部员外郎职位,乃是剑南节度使严武承旨封拜,杜甫从未在京任职。整体讲来,唐代官员人数众多,还要加上一些外族领袖的虚衔官,唐中叶以后的政府官员,较之唐初,增加人数可能不下十倍。这样的体制,运作不会很顺畅,中央的号令,更未必能在地方层次有效执行。

唐代地方制度,也与汉代的郡县体制并不相同。隋唐先后统一中国,在平定的过程中,常有“某道总管”的名称,意指这一战线的统帅。唐代政治体制,原来只有州、县两个层次,但是后来,却在州之上,又加了“某道”的“观察使”,或者“节度使”,还是延续开国之初军事行动的“道”。开国不久,唐代规划了若干“道”,例如,“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道”等名称。这种安排,与汉代的州,表达了不同的观念。“州”是空间控制,“道”是线形的开展。在唐代,“道”的职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将各地的资源——例如税收的绢帛和谷米——经过该道的转运使转输中央或者指定的地区。“条条大道通长安”,“道”的体制,实质上就是中央控制天下的网络。这些“道”的名称,到今天还存在于中国的省名,例如,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西、湖南、湖北等等。宋代只是将“道”改成“路”,其规划还是延续唐代的诸道。“羁縻州县”的“羁縻”两字,也未尝不是表达一个线性的联系。

没有边界的唐代天下

唐代对于边陲外族的关系,有其特殊的制度。太宗即位后,唐朝力量强大,突厥也不能不低头。唐太宗与突厥会盟时,被奉为天可汗。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可汗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其实也就是继承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从三个方向引向长安,都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号称“参天可汗道”。中国的州县,除了内地是实际统治的部分外,在西、北、东三方面,都有所谓“羁縻州县”。这些地方,有“大都督”、“大都护”这类名称,甚至于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乃是名义上属于大唐统治的疆域,实际上还是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

这些“羁縻州县”以西北方向最多,唐代六百多州县中,有二百多个是西方的羁縻单位。东亚许多国家的领袖,包括日本、高丽等等,都带着唐代地方官职的官衔。固然日本从来没有真正被唐人统治,而且唐室对日本也相当地宽容,只是日本实际执政的“将军”,一直带着“倭国国王”的头衔以及“大都督”这类官称。唐代的疆域,西过葱岭,到达今天阿富汗一带,东到高丽和日本,北方包括整个草原,往南一直到今天的越南。这一个庞大的疆域,有本部和核心,再加上四周围广大的边缘地区。在这种观念下,唐代的天下,其实也没有边界;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列入大唐天下之内。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也有极大的弹性。

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主。汉代逐渐扩张的过程,很重视中央的号令直达地方,也重视将地方的俊彦,纳入统治机制。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有一次,我在西安,凭吊汉唐古迹,曾经将汉唐比较,认为汉代是厚实,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

唐代的天下秩序,看来不是空话。唐太宗时,突厥与中国之间和平相处。过去长城沿线,并无严重冲突;不仅南北贸易,而且西、东之间,也在这一线频繁来往。各处族群,在这一农牧交界处混合居住。安禄山就是营州混血的“杂胡”,在发迹以前,因为通多种语言,经营区间商业。安禄山担任河北节度使,部下属胡汉各种族群的混合队伍;他的精锐“曵洛河”,更是胡人为主的勇士。安史之乱,乃是唐代盛衰的转捩点;从此以后,河北藩镇形同化外,整个地区彻底胡化。唐代晚期,契丹兴起,取得后晋的割让燕云十六州。即使宋代统一中国本部,由西部的关陇,到东部燕云,包括河北大部,都不在汉人中国疆域之内。这一大片土地,胡化大于汉化。辽、金、西夏,都是在这一形势下,长期立国。这是胡汉混合的一个方式。

文/许倬云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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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普天之下,自古以来
    匿名2015-04-02 10:06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