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 are born ignorant, not stupid. They are made stupid by education.

一位英国教授眼中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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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迈可、李效黎和子女1945年在延安。詹姆斯·林赛(图中的婴儿)授权使用。

1941年6月1日,燕京大学女部主任桑美德(Margaret Speer)写信给她在美国的父母说:“我们昨晚有个惊奇,令我现在神志仍没完全恢复过来。牛津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儿子,我们的年轻讲师林迈可,是个有点古怪的书呆子,聪明、害羞、不修边幅、友善,但总有点不自在。他晚饭后来电话说要和文国鼐(按:指桑美德室友Augusta Wagner)讨论些考试的问题……他进门时,我正在桌子上按了个小几子,站在上面修理电灯泡,没察觉他不是一个人来,只听他开口就说:‘效黎和我决定结婚。’我转头见他和我们一位毕业班学生手牵手地站在门框里。我的平衡力大概还不错,没摔下来。看他们那么开心,只能由衷地祝福他们,暗地里却禁不住担心。李效黎是个非常好的女子,但对迈可那个充满理念和音乐的世界一无所知,而他对她守旧的山西家庭也一无所知。但他们两人显然已考虑了很久,所以我们星期三将要替他们开个宣布订婚的茶会。我也必须马上去信女青年会,本来安排好让她毕业后到那里工作的。”

桑美德的家书见于《如钢铁般地坚韧》(Like Good Steel : The China Letters of Margaret Bailey Speer, North China, 1925-1943,1994年出版)。她知人善用,很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器重,但她把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完全估错了。林迈可并不整日沉浸在理念和音乐之中,他头脑极其清醒,显得不自在可能因他在日军控制下的华北偷偷摸摸地协助游击队。

桑美德把林迈可和未婚妻李效黎的文化差异夸大,固然因当时异族婚姻很罕见,令她听到一时手足无措,还因她自己虽然中国朋友很多,却仍然觉得中西鸿沟难以逾越。她到华十年后,1935年有封家信说:“中西间有个巨大的心理藩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我们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直到有机会和西方来的学生或檀香山来的华人交往,才猛然觉悟没有藩篱时,人与人竟可以如此毫无拘束地沟通。叫我质疑花那么多的精力试图逾越这道鸿沟是否划得来。”有趣的是,林迈可到北京不久便逾越了这道鸿沟。

林迈可多年后写了本回忆录,1975年在美国出版,北京外文出版社于2003年完整地重刊,书名是《默默无名的战争》(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了中文版,书名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虽然和原著有一点出入,但内涵没变,而且多了些照片。林迈可除提供许多沦陷后华北的细节,谈他在红区的经历外,还分析各方情势,虽不无事后孔明之疑,但因他的视角特殊,颇有参考价值。

林迈可1937年到燕京大学教书途中,恰巧和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同船,引起他对华北地下游击队的兴趣。他第二年春复活节假期便随一位美联通讯社的记者到冀中去察看。他们带了自行车上火车,到保定后,骑车约两英里就到达红区;暑假则和另一位英籍燕大教授戴德华(George Taylor)到了聂荣臻的五台山司令部。这时他已会说些汉语,和白求恩重逢,发现白求恩只会讲几句如“开饭”等很简单的中国话,完全依赖翻译员。为了让伤兵不必长途跋涉,白求恩把所有的医药器材减缩到两只骡子可背得动的包裹,以便到前线替伤兵开刀。林迈可见游击队在物质极端短缺的情况下英勇抗日,很受感动,觉得自己也须挺身仗义支持,便和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利用英美侨民不必搜身的便利,替游击队买医药和电讯零件。他请他的学生李效黎帮他把医药贴上中文标签,两人因而相熟,常留她一起听音乐唱片,进而相爱。1939年他和教数学的赖朴吾(Ralph Lapwood)连同燕大发电厂的技术工人肖再田以及一位燕大学生赵明,四人假装庆祝中秋到西山野餐,辗转到了山西八路军总部见朱德。林迈可说朱德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亲和力,让没受过多少教育常自惭形秽的肖再田在他面前谈笑自如 。

他说沦陷区和重庆间的交通从未断绝,林迈可从北平坐火车到郑州,步行二十英里便到达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邮局也照常运作,好比这是另一场内战而已,北平寄到重庆的信六个星期内亦收得到。他1940年有几个月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当新闻参事,说日军因不愿得罪英美,轰炸重庆时很留心,敌机飞离基地一小时后才到达重庆上空,一般民众早就听到警报疏散了,英使馆的人员则优哉游哉地坐在花园的防空洞前看书或下棋,看到飞机才躲进去。美国大使馆隔了一条江更安全了,隔岸观火,有些人度蜜月居然特地跑到美国大使馆看烟火。林迈可说英使馆的人大都聪明勤奋,但官僚气甚重,工作效率大不如中共。

他1940年秋重回燕大。1941年末,大家预料美日战争一触即发,司徒雷登计划把燕大迁往成都,叫林迈可开会问哪一些外籍教师愿意经晋察冀边区到后方去,但几乎没人肯去。生物系的博爱理(Alice Boring)说她有一次冬天到了西山,真冷,早上茶壶里的水都结了冰,大家都估计美国数月内便可击败日本,在乡下受罪不如在集中营蹲几个月。愿意走的只有物理系的班维廉(William Band)夫妇以及新闻系的罗文达(Rudolf Lowenthal)。

1941年12月8日清晨,林迈可收听到德语广播说美日已开战,司徒雷登恰好不在校,林迈可便和妻子把皮箱塞满收音机零件,开司徒雷登的车接了班维廉夫妇一起直奔西山,罗文达因在授课没联络上。他们在温泉附近弃了车,徒步到平西根据地。次年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派林迈可和班维廉做通讯组的技术顾问并训练机务人员。他协助军区重建了传播系统,没有电源只好靠手摇发电,李效黎则开班教英文,因用简单英文发电讯比中文省事多了。他们的大女儿在晋察冀军区逃难时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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