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富于文学艺术创造力
俄罗斯民族在1 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出了极高的文学艺术成就。费多托夫曾自豪地说：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着千年文明史和丰富文化的强国……假如俄罗斯今天已经彻底灭亡，那么，它已经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足迹，它是伟大国家当中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假如没有俄罗斯文化，人类社会将会变得多么枯燥和寂寞[26]。
事实也正如费多托夫所言，俄罗斯在文学、音乐和绘画等领域为世界贡献了无数杰出的作品，成为全人类的精神瑰宝。说到俄罗斯的文学，我们就会想到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里、莱蒙托夫、契诃夫等。历史上俄罗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作家就有5位，他们分别是：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
俄罗斯音乐的杰出成就是与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位钢琴演奏者的梦想就是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中获奖。《天鹅湖》、《睡美人》、《黑桃皇后》、《胡桃夹子》等作品一直是俄罗斯各大剧院演出的保留节目，也是世界各国经常上演的经典剧目。无论在哪里上演这些作品，一票难求的情形司空见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是俄罗斯民族坚强精神的赞歌，鼓舞列宁格勒人战胜了德国法西斯900多天的围困。
俄罗斯的芭蕾舞艺术也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尽管芭蕾舞的诞生地不是俄罗斯，但正是俄罗斯人把芭蕾舞艺术发挥到了极致。1909年开始，俄罗斯芭蕾舞开始在巴黎举行巡回演出，1911年俄罗斯芭蕾舞团开始在伦敦巡回演出。20世纪20年代以后，正是在俄罗斯艺术活动家的带动下，西欧的芭蕾舞艺术才开始得以恢复。担任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法国索邦大学俄罗斯芭蕾舞艺术主讲教授的谢尔盖·利发尔这样写道：我们可以自豪地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芭蕾舞艺术成果，就是俄罗斯移民的芭蕾舞艺术杰作[27]。
四 极端性及其表现
说到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极端性，大家不约而同都会想到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论述：“ 俄罗斯民族只能在极化性和矛盾性上与欧洲民族相比，它是更加直爽和更富有灵感的民族，它不懂得方法而好走极端。”[28]这正如一句俄语谚语所表达的：要么全有，要么一无所有。
利哈乔夫院士在《解读俄罗斯》一书中说过，“俄罗斯民族是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29]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形象也是俄罗斯性格中典型的二元对立现象，圣愚是智慧和愚蠢、纯洁和污秽、传统和无根、温顺和强横、憧憬和嘲讽的矛盾统一体。
(一)政治倾向：二元对撞
俄国历史上的哥萨克现象充分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哥萨克与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水火不容，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自由的哥萨克完成了俄罗斯国家在亚洲的殖民进程。被沙皇政府通缉的叶尔马克把西伯利亚赠送给了沙皇俄罗斯国家，换回的是沙皇对他一切罪行的宽恕以及军役贵族和西伯利亚公爵的封号，逃离政权和归顺政权在哥萨克身上得到了完美结合。
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是用野蛮的手段制服了俄国的野蛮。叶卡捷琳娜二世学习西方自由、平等启蒙思想的同时把俄国变成了一个更加等级森严的社会。亚历山大一世在执政初期信誓旦旦要给俄国一部宪法，后期却在国内推行军警专制。俄国侨民佩切林的诗是俄罗斯这种矛盾和极端性格的最好写照：“憎恨祖国却又对她如此甜言蜜语!!贪婪地期待着她的灭亡。”[30]
高举民主旗帜的叶利钦用武力解散了全民选举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1993年通过的是一部“超级总统制”宪法，20世纪末的俄罗斯出现了“民选的沙皇”。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每到大选的年份，俄罗斯人最关心的不是各位总统候选人的施政纲领，而是现任总统的继承人是谁，俄罗斯人也总能把总统的继承人成功推上权力顶峰。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俄罗斯人就开始考虑如何修改宪法，使普京能够继续第三个总统任期。2013年12月普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谁是继承人的问题又提上了俄罗斯人的日程。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就能理解俄罗斯的现在。
(二)经济政策：非左即右
从1861年到1991年，俄罗斯在短短130年间完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大轮回。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大门，1913年俄国的谷物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工业生产跃居世界前五位。十月革命前俄国半个多世纪发展资本主义的成绩有目共睹。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期，政府强制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把商品、货币、市场和私有制生产关系一律排除在外，实行无所不包的国家所有制，集中管理和行政命令体制，银行、商业、铁路和工业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战时共产主义是用军事指挥的方法和强迫手段来解决经济建设问题，而苏联经济的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实施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庞大的国有资产被迅速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寡头手中，国家职能也从无所不包的大管家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苏联实行了近70年的计划经济被彻底放弃，改革派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上。俄罗斯私有化的方式和速度与苏联农业集体化惊人地相似，从1992年7月开始，经过了短短6年的时间，到1998年8月，俄罗斯私营经济成分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成分，占到50.5%[31]。俄罗斯再次以革命的速度实施了经济改革。
(三)对内对外政策：简单粗暴
1896年5月，几十万莫斯科民众为了得到一个刻有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名字的“加冕杯”来到了霍登广场，由于组织不力发生踩踏事故，1 000多人在事故中丧生。“霍登惨案”是一场悲剧，但充分展现了俄罗斯民众对沙皇顶礼膜拜的心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运也如同他的登基典礼一样，充满了戏剧色彩。
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人数次颠覆了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看法。从享有无限专制权力、万民景仰的沙皇，到沦为红军的阶下囚;从全家被秘密枪决，到被册封为东正教圣徒。为沙皇一家平反的是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1998年7月17日，叶利钦亲自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葬礼并发表讲话，为沙皇平反：“叶卡捷琳堡的镇压行动是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篇章之一，是俄罗斯社会分裂的结果，我们希望为自己的前人赎罪。埋葬叶卡捷琳堡悲剧的受害者的遗骨是人类的正义行为。祖国历史上许多光辉的篇章都和罗曼诺夫家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3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就出生在叶卡捷琳堡(苏联时期改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正是在叶利钦担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期间，1977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政当局把当年沙皇一家曾经居住和被枪决的那栋别墅推倒，目的是彻底消灭沙皇政权在人们心中的记忆。
二战时期斯大林的民族大迁移政策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俄罗斯民族爱走极端的性格特点。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以某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有通敌叛国行为为借口，强制他们整体搬迁到中亚和远东地区，那些动作稍有迟疑的人被立即枪决。在被迁移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以及西伯利亚的40多万车臣人中，据苏联媒体后来承认，有7.8万人在途中被冻死和饿死[33]。正如1913年捷克人马萨里克在《俄罗斯精神》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俄国人没有耐心的力量，使得俄罗斯不能经历酝酿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34]叶利钦也说过：“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35]
卡廷森林事件让世人再次见证了俄罗斯民族的极端性格。1939年9月，大约有25万名波兰军人和其他抵抗人士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1940年3月经斯大林和政治局批准，苏联内务部在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卡廷森林及其附近地区枪决了其中的2万多名战俘，并就地掩埋。波兰战俘的万人坑被德军发现后，苏联官方对此断然否认，并反控德国是杀人的元凶，指责波兰与希特勒合作，并宣布与波兰断交。苏联政府在掩盖了事实真相40多年以后，1990年4月突然公开承认对卡廷大屠杀负有全部责任，并向波兰转交了一些相关档案材料。1992年叶利钦派特使飞往华沙，再次向波兰转交了有关卡廷森林事件的绝密档案文件。俄罗斯人在对卡廷事件“深表遗憾”和对波兰人民及其死难者亲友表示“深切同情”的时候，丝毫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和难堪，俄罗斯民族早已习惯了这种急转直下、简单粗暴的处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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