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集体主义及其表现

集体主义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曾指出：“在俄罗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习惯的消退是非常缓慢的。”

(一)村社传统和米尔文化

俄罗斯有1 000多年悠久的村社土地占有传统以及近70年的农业集体化历史。农村公社“米尔”实行土地共有私耕制，个体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1861年的改革仍然保留了村社和定期重分土地的习惯。俄国农民自古以来认为，土地不是私有财产，只是劳动的条件。据统计，19世纪末公社土地所有制在欧俄中央省份达到96%，在北部省份达到98%，在南方达到80%~90%。俄国政府利用公社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同时也强化了农民心中土地归公社所有的传统意识。

1917~1920年的土地改革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全部土地再次收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后，集体农庄取代了村社，村社的传统得以延续。历史学家米罗诺夫曾得出结论：“苏联城市和农村的生活都建立在革命前俄国重分村社的基本原则基础之上，斯大林时期在许多领域内复苏了村社的体制。”[12]

不管俄国农民是生活在村社还是集体农庄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观念非常淡薄。土地平均分配和定期重分，村社分配租税，给予贫困农户税收优惠和救济，这些制度使俄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对俄国农民来说，村社就是世界，就是和平和安定。俄国的农民特别依赖村社的这种救济和福利功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是把改善自己处境的愿望同自己的努力和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而是首先想到国家和社会的扶持和帮助。”

(二)固守传统，抵制改革

俄国人对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决定了1991年后俄罗斯《土地法典》的难产。在政府政策相对宽松、允许土地买卖的时期，俄国人依然想方设法抵私有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俄罗斯农业用地能否自由买卖的问题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俄罗斯杜马1993年通过法律取消了对买卖个人副业用地和个人住房建设用地的时间限制，1997年和1999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的《土地法典》草案中农业用地的自由买卖问题依然被搁置。叶利钦不得不以总统令的形式多次重申：土地份额所有者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

2000年1月代总统普京向国家杜马发出了尽快通过悬而未决的《土地法典》的呼吁。2001年10月，普京签署法令，允许俄罗斯人买卖土地用于工业目的或建造房屋。直到2002年6月，俄罗斯独立后的第11个年头，国家杜马终于通过了同意土地自由买卖的法律，这是1917年革命以来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土地买卖的合法性，距离斯托雷平改革过去了近100年的时间。

(三)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不受重视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集体主义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不受重视。持不同政见者是俄罗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一些人因对政权不满而被迫流亡国外，比如伊凡四世时的大贵族库尔勃斯基，苏俄时期被驱逐出境的700名哲学家，苏联时期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等。

还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因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被政权宣布为疯子或精神病患者，政府严密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哲学书简》的恰达耶夫，每天在家都要接受沙皇派来的精神病医生的检查。生物遗传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被当局关进了精神病医院，在他出访英国期间，苏联当局剥夺了他苏联公民的资格，禁止他和家人返回苏联。

实行开明专制的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作者拉吉舍夫看成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叛逆者”，并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因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和抗议苏联侵犯人权的行为，被当局驱逐出莫斯科，流放到高尔基市。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刑法典的补充条款规定：对反革命分子和煽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要实行强制性驱逐，这项条款一直保留到1961年[13]。

(四)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

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观念里，平均分配、平等主义观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14]。俄国人对鼓励个人成功的理念有着本能的反感，当今的俄联邦共产党就像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和斯拉夫派一样，宣称集体主义的俄罗斯思想本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

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俄罗斯联邦实行的证券私有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叶利钦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否定苏联共产党，但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他不自觉地采取了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办法。1992年10~12月，俄罗斯开始在居民中发放私有化证券，无偿转让国有资产，凡俄罗斯公民，不分年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每人获得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俄罗斯走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只考虑了社会公平，而没有兼顾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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