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崇尚精神价值及其表现
俄罗斯民族对于财富的观念很淡漠。《俄国社会史》的作者米罗诺夫认为，“农民的传统思想否定任何形式的资本利润”[15]。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主派的自由主义改革最后以失败收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主张大大削弱国家的作用，把改革的希望只寄托在市场这只“万能的手”上，忽视了俄罗斯人最为珍视的公平、正义等古老的价值理念。
(一)注重精神需求，轻视物质享受
去过俄罗斯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俄罗斯人生活很拮据，但看芭蕾舞或听音乐会时，人们总是衣着讲究，精心打扮，有些人还会给自己喜欢的演员献上价格不菲的鲜花。俄罗斯的二战老兵在世的已经为数不多，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并不富裕，但都精心保存自己在战场上获得的各种勋章和奖章，每年5月9日红场阅兵式上，他们胸前一排排的勋章和奖章是最耀眼的风景。《俄罗斯文化史》的作者格奥尔吉耶娃说过：一枚以东正教圣徒的名字命名的勋章就足以让无数的俄罗斯士兵义无返顾地驰骋疆场，为俄罗斯帝国建功立业[16]。
俄国有着颁发奖章和勋章的悠久历史，1698年彼得一世首次在俄罗斯创立了勋章奖励制。圣安德烈勋章、圣涅夫斯基勋章、格奥尔吉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大公勋章都是沙皇俄国给予有出色战功的军人的奖励。
苏联时期这一传统继续发扬光大。苏联党和政府颁发的勋章和奖章数量之多，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匹敌。比如“金星”奖章和“镰刀和锤子”金质奖章、列宁勋章、胜利勋章、红星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等。在苏联时期，仅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的就有两万人之多。在这些荣誉的激励下俄罗斯人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把俄国从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建设成了能生产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苏联成为国际格局中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又部分恢复了苏联时期的勋章和奖章制度。2001年4月普京总统颁布命令，授予一名普通挤奶工二级“祖国荣誉”勋章，2013年5月1日，普京总统授予5名俄罗斯人“劳动英雄”金制奖章。在一个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国家里，普京用奖章，不是奖金，来宣扬劳动光荣的传统价值理念。当然，普京的这个决定还唤起了俄罗斯人心中对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无限怀念。
(二)耻于言利，轻商抑商
马克思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基础的。他在写给薇拉·查苏利奇的信中说：《资本论》反映的是西方的实际情况，因此并非总能适用于俄国[17]。的确如此，东正教不可能促成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在东正教的莫斯科传统中，“经商”历来不被看作正途。俄罗斯1993~1994年推行“证券私有化”时，相当大一部分人把证券拿去换酒喝，而同样进行“证券私有化”的捷克，95%的证券持有者都把证券转换成了投资券。这固然与两国的具体政策设计不同，但两个民族性格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18]。
米罗诺夫在《俄国社会史》一书中告诉我们：“19世纪中叶，农民认为出卖上帝的恩赐——粮食是犯罪行为”，“农民还不能接受把钱当作资本，借钱带利率，还钱付利息的做法。认为高利贷者是觊觎亲人的财产。”[19]俄国农民放弃“钱不是资本”这一传统观念的过程异常缓慢，到1915年依然有许多农民对信贷机构持观望态度，当问他们“是否准备参加信贷合作社”时，他们通常会叹息着回答：“不，上帝保佑，我自己还过得去。”[20]
资本主义在俄国从来都倍受排斥。俄国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的核心理论就是俄国有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腐蚀，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设俄罗斯式的村社社会主义。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里，资产阶级成了欺骗、暴力、残酷和犯罪的代名词，“成了黑暗的王国”。
这也是诞生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落后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实践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权机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是原先的村社农民成了苏维埃的主导力量，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耻于言利，轻商抑商的东正教传统在没有东正教的社会里得以继续发挥作用。在苏联解体的1991年，无论在哪一次支持叶利钦的群众集会上，从未看到“资本主义万岁!”，“政权归资产阶级!”等口号标语。叶利钦本人在历次纲领性的演讲中，也从未说过要把“资本主义”当作他在俄罗斯推行“结构改革”的最终目标[21]。
(三)仇富心理
俄罗斯民族仇视资本主义聚敛财富的心态，在苏俄政府对待所谓的富农和耐普曼的政策上表现得非常突出。19世纪上半叶，在农村，那些富裕的农民被称作“吸血鬼”，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中脱离村社的成功者被称为“富农”。俄语“富农”是个贬义词，指吝啬、守财奴、善于钻营的人，指那些没有贵族身份而靠倒腾买卖暴富的人。俄国农民内心深处的愿望就是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转归村社所有。斯托雷平改革以后，农民开始希望夺取所有私有土地，不论是地主的，还是脱离村社的农民的，再将其转交给村社[22]。在俄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始终没有提出过土地个人私有的口号。
苏俄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和斯托雷平改革发展私人农业的彻底否定。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后，苏维埃政府没收富农财产，宣布消灭富农阶级。富农中有的被当作反革命而遭逮捕，关押到集中营甚至枪决;有的被驱逐流放到国家的边远地区。经过全盘集体化运动，原来100万户左右的富农到1932年年底就只剩下不足6万户了[23]。
新经济政策时期产生的耐普曼同样没有逃脱被镇压的命运。耐普曼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文件中泛指工商业领域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成分，总是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相提并论，是被排挤、驱逐、消灭的对象。列宁始终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在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苏维埃政府就曾加强对耐普曼的打击和排挤[24]。1922~1924年间，有一半共青团员退团，抗议向资本主义过渡，有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为此痛心疾首而烧毁党证[25]。苏联工业化开始后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耐普曼的口号，认为全部私商都具有投机性质，完全抹掉了合法与非法、投机与正当贸易之间的界限。到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的大规模展开，耐普曼就整个地从苏联社会阶级结构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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