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氓对巨兽——尼采反俾斯麦
整理自：Nietzsche and Bismarck, The Historian, Vol. 29, August 1967
作者：Theodor Schieder
将“权力意志”的代言人尼采与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提并论早已不是新鲜事，以现代德国极权主义的两面打量尼采与俾斯麦也已堪称老生常谈。但即便是这两位气质相似的同时代人，缺少分辨离析便潦草构筑的观念巨链，仍然失之简化。
并举俾斯麦与尼采的学者通常不会告诉我们：尽管俾斯麦自始至终在尼采的著作与书信中出现，但俾斯麦却从未留意到这位非主流哲学家的存在，况且，尼采在其早年对俾斯麦的评价并非一贯正面。
尼采首度提到俾斯麦是在1866年，那时，他不过是个在莱比锡大学就读的22岁男生，而作为普鲁士宰相的俾斯麦则正在发动一统德意志的大战。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尼采对俾斯麦的这场“赌博”大加赞赏，而在两年后的另一封书信中，他又写道：“阅读俾斯麦的演讲稿，就像品味一杯烈酒。”
不过，这似乎也就是年轻的尼采褒扬俾斯麦的全部。接受叔本华哲学后，尼采开始将国家视为化育天才的至高居所，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的事物都不过是工具和辅助”。在尼采看来，新的德意志应当具备超越市侩气息和德国疆域的文化使命感，而1871年建成的新帝国不过是在政治上统合了德意志的版图，它从未赋以德意志的艺术与哲学应得的全新形式。为此，尼采甚至与瓦格纳决裂，因为本着他的想法，瓦格纳与新帝国的艺术合作无疑是一次耻辱的精神背叛，在《历史的用途及其滥用》与《不合时宜的沉思》中，他大力鞭挞布尔乔亚式的市侩庸人，并谴责普法战争带来的文化颓丧，在他眼中，瓦格纳不仅背叛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臣服于新帝国庸俗不堪的文化氛围。
尼采同时注意到了俾斯麦为新帝国带来的政治变易。他敏锐地发现，19世纪70年代的俾斯麦之所以确立立宪国体根本上是为了与民众达成妥协，并随之延续一如既往的愤怒，对现代民主进行一番讽刺挖苦。而伴随着俾斯麦在80年代对传统欧洲王朝秩序的维系和对国内社会主义势力的打击，尼采的哲学立场也发生了更为激进的转变。除了对机取政治和势利人类的痛恨，尼采断言：虚无主义时代已经到来，倘若不能借此良机对欧洲文化的一切价值意义予以重估，它将迎头撞上自己的死期，而重估的方式不是借助超然现实的价值沉思，唯有依靠统治与引导行动，虚无主义才能挽救虚无本身。
有趣的是，虽然尼采在25岁以后对俾斯麦就鲜有赞扬，但80年代忙于与社会主义斗争的俾斯麦对“虚无主义”有极为相似的看法。在俾斯麦眼中，“虚无主义者”是那些热衷政治谋杀、目无上帝君父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在1884年的一次演讲中，俾斯麦断言：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无不是虚无主义者，他们本质上要求的是一种劣人对良人的统治；与之相似，尼采不止一次用激烈的口吻斥责所谓平等理念不过是蠢货和末人手中的暴政。
不过，与俾斯麦惺惺相惜地抨击弱者，并不意味着尼采会就此将这位反社会主义政客视作真正的强者。在1881、1882年写成的《朝霞》和《快乐的科学》中，尼采对俾斯麦伙同新帝国勾结瓦格纳、颓败德国文化的“孽债”仍旧耿耿于怀，他质问并嘲笑那些全身心追随俾斯麦心智的人们，像这样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政客，究竟体现了什么高贵的德国品质？在暴风骤雨般的尼采式拷问下，这些“俾斯麦主义”者被尼采迅速归结为汲汲于“小政治”（Kleinpolitische）的食利者，他们没有自己的头脑，因此只能在强者身后亦步亦趋；而俾斯麦尽管拥有摆脱“小政治”的铁与血，但他本质上没有开创“大政治”（Großpolitische）的精神养分，因为“大政治”在尼采看来，不是应付琐屑世事的算计，更不是以民族为由隔绝与欧洲各国的联系，1886年尼采在《超善恶》中宣告：在琐屑的政治笑剧过去之后，下一个世纪将是欧洲为统御世界进行文化与政治斗争的“大政治”时代。
毫无疑问，尼采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对俾斯麦的多重批评，已使二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尼采心目中的未来时代图景，也不再有俾斯麦的一席之地。同样是在《快乐的科学》里，尼采将拿破仑视作唯一符合自己期许的“超人与野兽”，而此时的俾斯麦在他眼里，不过是个降生于“昨天的昨天”的凡俗英雄。确如尼采对欧洲危机紧迫性的预料，1887年1月，老迈的俾斯麦在例行国会演说中警告：在东西两线强敌环伺的情势下，“德意志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可无论来自东方沙俄的威胁有多么紧迫，这位被尼采视为庸才的首相都不可能蠢到步拿破仑的后尘。
同年6月，这位视德国和平为生命的战略家最后一次主持签订了俄德“再保险”条约，而大约在同时，尼采《权力意志》一书的草稿也润饰完毕。同为人生中最后的努力，前者一如既往地希望保守欧洲近一个世纪的和平，而后者则看到了一切坚固之物崩塌的前奏，冥冥之中，它似乎喻示着，这两个平行的灵魂之间偶然发生的故事很可能即将走向注定的结局。随着尼采的精神状况日趋恶化，俾斯麦在他心目中已逐渐成为挥之不去的死敌，戏剧性的结尾发生在1888年12月1日。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尼采如痴如狂地写道：“为避免我这本新作（《瞧！这个人》）的出版引来烧身之祸，我希望出版社寄一份我的书稿给俾斯麦亲王和年轻的皇帝，我会在书稿里附上一封宣战书。”
没有人知道尼采究竟是在认真地宣战，还是只是又说了一句疯话，事实上，也没有人太认真地对待尼采这句“戏言”：文化对政治、哲学对帝国、超克对保守、“尼采对俾斯麦”。或许是因为他自《不合时宜的沉思》以来对俾斯麦一贯浓郁的战意，也许是哲学家与君王数千年来永不休止的争吵已经太没新意，这场在尼采看来势在必行的决战没有得到响应。但如今，已然实现一体化的欧洲和仍为现实主义法则支配的世界似乎也提示我们：也许正像巨兽与牛氓，真正能在现实政治中搏斗求生的伟大人物，永远逃避不了另一个同样战斗不息的文化个体勇敢而执着的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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