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者与尾随者——俾斯麦与德意志民族主义

整理自：Bismarck and German 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0, April 1955

作者：Otto Pflanze

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使关于德国历史的不少成见再次面临拷问。其中，俾斯麦与德国民族主义的关系，无疑是希特勒时代之后的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由于俾斯麦曾先后效忠于普鲁士和德意志，二战前后的研究者对他的民族主义倾向做出来完全不同的认定。其中一方以战后学人Becker、Meyer为代表，认为俾斯麦自1851年起就始终持有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则由第二帝国时代的半官方史学家Lenz、Marcks组成，他们将1866年普奥战争的爆发视作唤起俾斯麦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结的转折点。

然而，论者双方似乎都忽略了“民族主义”在俾斯麦个人及其缔造的德意志帝国中进展的复杂背景。对俾斯麦来说，“民族主义”不仅是超越普鲁士视阀、光大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热望，同时它也是一把政治上的双刃剑。直观的教训来自1848年革命，这场以取消德意志境内封建专制为旗号的革命，同样具备泛日耳曼主义的民族色彩，但它的矛头却直接危及君主政体与现存秩序，而在同时期内，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平民对议会和共和党人的成功打击，也证明了民族主义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家维持国家秩序的工具。

事实证明，早在普鲁士时期，俾斯麦就对“民族主义”的两面都有清醒的认知。为确保普鲁士在德意志境内的领先地位，俾斯麦常常将民族主义视为可欲的手段。1862年普鲁士邦议会在军事改革问题上拒绝合作，已使他敏锐地意识到统合群众、抵御议会的重要性。而在1866年筹备对奥地利的王朝战争时，他更多次以德国民众的怒火警告法俄两国，倘若德国内部事务受到外人干涉，德意志人将不惜复制一场1848年革命。

不过，相较于1866年后俾斯麦对民族主义的例行运用，普鲁士时期俾斯麦掀起的民族主义潮流只能算是昙花一现。无论是统一前邦内的议会斗争，还是统一后纷乱交叠的王国冲突，都要求俾斯麦更为频繁地动员民族主义。自1815年起，普鲁士内部就存在保守与自由两派的冲突，即便王朝战争的胜利增长了普鲁士的地位，但漫布普鲁士的保守贵族仍力求保持50年前的分封体制，而同时要求民族统合和政治自治的自由派此时风头仍健。对俾斯麦而言，单一国家和封建状态都将令帝国陷于内部争斗的无尽泥潭，而后者无疑是更可怕的噩梦，因此，唯一的出路在于利用自由派的民族主义倾向，一方面抵御普鲁士特殊主义、一方面实现皇帝与群众的联姻。为此，俾斯麦一手与国家自由党联合组阁，并在1871年发起的“文化斗争”运动中打压与普鲁士邦关系密切的天主教中央党，同时，他从邦议会和行政机构手中夺来了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指挥权，这不仅让俾斯麦得以掌控一部分帝国军务，更重要的是，威廉一世及其军队和全德统一也由此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填塞普鲁士主义者口舌的正当理由。

这一时期俾斯麦对民族主义的运用成功消解了帝国内部的分立主义倾向，但对此时的俾斯麦来说，民族主义仍然是政治工具，而非个人信念。直到70年代末，帝国国会中的自由派取代分立势力、再度成为君主秩序和铁血政策的大敌时，俾斯麦本人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倾向才初现端倪。在政策上，他重组了保守党并谋求与天主教中央党的和解，同时，他开始亲近由各邦君主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并通过参议院手中的立法权回击国会谋求更多执行权的努力。在针对国会异己者的演讲中，俾斯麦更是屡屡以超党派的立场自居，他声称自己是为“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与各党派斗争的代表，而那些“违逆德意志皇帝与人民神圣意志”的反对者，则被他叱为“国家与民族的公敌”。

尽管这些说法看起来更像是一名老练政客的冠冕之词，但从中流露出来的忠君事国之意也堪称这位容克贵族对“民族主义”的由衷体会。事实上，如果翻阅俾斯麦卸任后的演讲与谈话，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类似的词句：“我认为，培养强健自豪的民族情感，让我们的后辈铭记德意志的光荣，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使德国青年人具备我们这代人共有的民族政治意识，是德国教师的光荣成就……”

或许我们应当承认，20多年来为俾斯麦反复使用的民族主义语言确有部分出自真心诚意，因为没有人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伪装成一名民族主义者而不自知，即便是俾斯麦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师，况且正如前文所示，俾斯麦忠君事国的荣誉感和执拗的宗教信仰不仅意味着他与“德国”传统性格相当的一致性，对一个并非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帝国而言，“德意志民族主义”本身也不可能脱离对王朝的忠诚。从这一角度看，俾斯麦固然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因为在“德国”特殊的历史境况下，这位出身普鲁士容克阶层、作风保守的政治家很难像那些浪漫主义作者一样将国家理解为一个文化有机体。但就政治而言，他无疑笃信一个具备君主权威、贵族特权和军事传统的德意志国家，对俾斯麦而言，这些元素不仅是他政治生涯的核心追求，还是他本人的民族情感最切实的立足点。

尽管相比后来的第三帝国，俾斯麦本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他对民族主义的运用均属节制，但他留下的民族主义、个人统治与军国传统也为德国后来的历史悲剧埋下了伏笔。和梅特涅、卡斯尔雷一样，他笃信欧洲必须依靠五大力量共同维系，而后人却运用他的遗产兼并了奥地利、进入了巴黎；他不是种族主义者，坚持唯有兼得日耳曼人的雄才与斯拉夫式的柔和，国家才能融洽稳固，但后人只记住了他的雄心，却忘了他的精微；他本质上憎恶极权，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君主、还是群众的暴政，都会颠覆这片容克贵族世代栖居的土地，可他多半想不到，后来者中，早已不剩几个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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