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主义与政治侏儒：马克思⋅韦伯论俾斯麦及其政治遗产

整理自：Max Weber as a critic of Bismarck,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9, May 1998

作者：Peter Baehr

马克思⋅韦伯对政治科学概念的诸多贡献如今已是耳熟能详。不过，这位曾写下《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并参与制定魏玛民国宪法的德国学者关于俾斯麦的探讨，目前仍是鲜为人知。在卷帙浩繁的韦伯著作中，俾斯麦的形象一直与“凯撒主义”这一形容专制政体的概念紧密相关。而理解这一概念在韦伯思想历程中的全貌，尚待来自文本和语境的双重透视。

1884年，时当弱冠的韦伯在给其舅父鲍姆加登的一封信中首度提到了“凯撒主义”一词。顾名思义，“凯撒主义”喻指群众多数与政治强人结合而成的专制统治，从1850~1917年，这一概念在德国政治话语中具有重要地位，而韦伯对这一并不陌生的概念的兴趣也始终无法脱离俾斯麦时代的政治语境。在信中，韦伯回顾了刚刚结束的帝国国会选举，在俾斯麦的授意下，此次选举首次赋予全民以普选权。俾斯麦自信，他在70年代对反天主教情绪的成功驾驭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引入，必将保证容克政党在选举中赢得民意，但始料未及的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国会议席反而凭此契机翻了一倍。对这场不言而喻的政治失败，年轻的韦伯写道，“俾斯麦的凯撒主义”错误地将普选权当成了自己的特洛伊木马，它只会扼杀普选权本身的平等意涵。

就长时段而言，韦伯对普选权自身价值的认可在1895年的弗莱堡演讲和后来的政论中都有体现。尽管此时我们很难断定，年轻的韦伯是否像他的遗孀玛丽安娜后来说的那样怀疑平等本身的价值，但考虑韦伯后来对普选权的正面论述，在趋向保守的家庭氛围下，韦伯借普选事件提及“俾斯麦的凯撒主义”，很可能只是出于一名少年老成者对僭主政治和民粹主义趋向合流的担忧。对韦伯而言，重要的不是消极性的政治权利，而是为权利而斗争的政治阶层是否具有相应的政治能力，在普罗大众仍是缺乏教养和抱负的市侩阶层时，政治领袖出于党派利益而施以的恩惠，很可能会导致统治者的擅断、议会的散漫和民众无节制的政治激情。

思想发生时刻的判断延续到了韦伯的壮年时期，时势的变易和阅历的增长令韦伯对“凯撒主义”的思考得以更进一步。从离职到逝世，俾斯麦的形象已逐渐与其本人分离，关于俾斯麦本人功绩的传记编篡和官方宣传大有使之神化之意。此时，韦伯的观察已不仅限于俾斯麦现实政策的政治症结，而是深入到正在兴起的“俾斯麦神话”对德国社会的影响。韦伯在世纪之交的一篇政论中写道，被神化的俾斯麦不仅表征了德国对实力政治自上而下的迷恋，更重要的是，他令一个习于伟人统帅的民族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智慧，转而依赖受到高度曲解的领袖的遗志，其灾难性后果就是议会的软弱无能和国家领导阶级自主意志的消沉。

此时的韦伯事实上已经发现：“凯撒主义的俾斯麦形象”和“俾斯麦的凯撒主义”虽然不是同一时空内产生的两种现象，但二者在细微的差别之间，其实受到同一种力量的驱动：它在观念上凝结于仰靠君主的凶猛与机诈就能生存的哲学，在政治上则表征为介于寡头和平民之间的中等阶级普遍的政治不成熟。“凯撒主义”真正令人担忧之处，与其说是民粹与暴政对清明慎断的欺凌，毋宁说是“借君主之名、行党派之利”引发的精神桎梏和政治侏儒病。尽管在1918年编订的《新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一文中，韦伯一改20年前的口径、转而赞扬了国家自由党领导资产阶级逐步获取与德国领导阶级相称的成绩，但事实证明，无论是该党缔造国家银行的努力、还是其加强议会民主的举措，都没有从根本上获取对帝国行政系统的支配地位。

那么，除了对政策、观念与机构的持续影响，“凯撒主义”在总体上又有何特征，以致其惯性竟为后人无从驾驭？1918年，已经接近生命尽头的韦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尽管典型韦伯式的类型学语言令这个答案多少显得略为生硬，但通过韦伯为“凯撒主义”罗列的几大标志，我们仍能从中发现俾斯麦游弋的身影：首先，凯撒主义领袖有两种生成方式，或是凭借军事才能获取军方支持，或是通过非间接选举的途径赢得大众拥趸；其次，由于代表平民的直接意志，凯撒主义领袖和议会与传统王室将始终处于紧张关系；第三，凯撒主义只有在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诞生。俾斯麦不仅完全符合这些标准，就韦伯而言，这些标准也与他早年对俾斯麦的看法具有连续性。韦伯在理论上对“凯撒主义”进行界定的关键在于，由于缺少正当性宪制的权力产生基础，作为一种统治者类型的“凯撒主义领袖”既无法被化约为传统型统治，也无法被法理型统治驯服，在君主制下的宪政秩序尚未崩塌、平民民主又逆势来临之际，这类在秩序内部应运而生的领袖虽多少具备伟大人物的感召力，但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起于草莽、归往庙堂的克里斯马型领袖享有同等的正当性。

正如名义上隶属霍亨佐伦家族的俾斯麦事实上掌控了整个帝国，这些才行卓绝、动容天下的“凯撒主义领袖”永远只是寄居于传统正当性中的游魂。而当游魂最终散去，身体只会继续追随它的感召，而忘记了自己如何正常而健全地行动。对韦伯而言，这既是俾斯麦为德国留下的阿喀琉斯之踵，又是俾斯麦凭其雄才大略缔造德意志以后，德国知识分子必须用理智和真诚予以直面的问题，正如他自己在伟大政治家身上看到的那样：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

整理：刘亦凡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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