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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中的文化宣传与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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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作为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全面较量,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和“总体战”的特征。期间虽然也曾爆发过如朝鲜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那样激烈的军事冲突与危机,但随着战略平衡的形成,加之核武器的威慑效应,双方的对抗越来越多地呈现为了一场“人心之争”。

正是在此背景下,心理战和对外文化宣传在美国冷战战略中逐渐获得了难以低估的重要地位。美国在这一时期,一方面通过广泛动员知识和学术力量进行相关的战略研究,另一方面也积极利用其文化资源展开公共外交活动。

本期外刊扫描将通过介绍两项案例研究,向读者讲述传统冷战史叙事中被遮蔽的一些故事。

1 威廉·福克纳的海外文化宣传之旅

整理自:Deborah Cohn, “In between propaganda and escapism”: William Faulkner as Cold War Cultural Ambassador, Diplomatic History, Vol.40, No.3 (2016), pp.392-420.

1949年,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荣获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或许让当时包括福克纳本人在内的不少人感到意外,他的作品长期以来并不被主流的美国文学界所看重,他本人也被评价为是一个“次要的、反启蒙的小说家”。这种看法与福克纳的南方人身份以及他作品偏离传统的怪异风格有关,《纽约时报》在福克纳获奖后发布的社评中就说,这位作家“所关注的是一个十分残忍、堕落、颓废和腐败的社会,美国人一定迫切地希望,诺奖的颁发和福克纳作品在拉美及欧洲大陆的流行并不意味着外国读者认为他描绘了美国人典型且真实的生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风格饱受质疑、离群索居的作家,却在国外受到了广泛的追捧,其作品也被多国翻译出版。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1954年到1961年间数次邀请福克纳作为亲善大使出访拉美(1954年和1961年)、亚洲(1955年)、欧洲(1955年和1957年),国务院希望利用福克纳的国际吸引力,帮助美国加强与盟国的联系并改善与部分国家的外交关系。

为福克纳创造声名:现代文学批评的政治学

劳伦斯·施瓦茨著《为福克纳创造声名:现代文学批评的政治学》(1990年出版)

有趣的是,在福克纳地位身份发生转变的同时,文学界也开始了对于这位诺奖作家的重新评价。劳伦斯·施瓦茨(Lawrence Schwartz)的研究表明,在1940年代末,诸如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和作家罗伯特·沃伦(Robert Warren)等人就已经致力于重新确立福克纳及其作品的地位,他们一方面扫除了过去贴在福克纳身上的“南方民族主义者”的标签并且有意忽视了其写作中粗制滥造的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将福克纳塑造成一位“直面人类境况”、“写作具有永恒和普遍性质主题”的美国作家。文学现代主义(福克纳是文学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连同抽象表现主义、爵士以及舞蹈在战后冷战环境下都得到了肯定性的评价和政府及基金会的资助,它们的存在被看作是民主社会中艺术家拥有表达自由的象征。

而在美国国务院官员眼中,福克纳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美国的国际声望显然也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的一位美国官员便曾经表示,“在共产党在海外宣扬’美国无文化’的日子里,(我们能够)拥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对他们最佳的反驳。”当福克纳在斯德哥尔摩受领诺贝尔奖并发表获奖演说时,国务院就已在考虑将其作为海外文化宣传使者的潜在人选,在场的一位部门官员在深受福克纳演说鼓舞后,形容他的演说代表了“自由世界对任何奴役人类精神力量的挑战”。因此,很快国际教育交流处(IEES)就向福克纳提出要求,代表美国进行海外访问。

对于政府发出的邀请,福克纳的态度最初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众所周知,福克纳极其地厌恶社交活动、旅行和应付记者,《新闻周刊》曾形容他是“我们这个时代被谈论最多的作家,是被谈论而不是与之谈论”;另一方面,福克纳强烈的反共热情压过了他对于国内种族主义问题的关心,他本人深知这些海外访问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清楚他与外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很可能会直接提升美国的海外形象。最终,抗击共产主义的使命感还是占据了上风,他同意了请求。

第一次海外访问是1954年出访巴西、秘鲁和委内瑞拉,总体而言,这次访问的结果让国务院喜忧参半。秘鲁之行还算顺利,被随行官员评价为是“一场彻底的公关胜利”。但到了巴西,麻烦出现了。福克纳犯了酒瘾,这使得他没能出席原先安排的最初几天的官方活动,美国驻巴西大使也不得不派人陪伴这位作家,以免任何不利的消息泄露给共产党的报纸。

次年福克纳进行了第二次海外访问,这次是前往日本的长野参加由美国新闻处(USIS)组织的一次主题为美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美国新闻处一直希望在战后的日本知识教育界培育支持日美同盟的力量,削弱伴随着工人运动壮大起来的日本共产党势力,这次研讨会正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二战以前的日本并无对美国文学的系统研究,也很少有美国文学的专家。福克纳在日本受到了热烈欢迎,他在长野停留了两周时间,之后又在东京和京都待了几日,访问了多所大学与教授学生进行交谈。与此同时,美新处积极开展宣传,印发了10万份福克纳所写文章《致日本青年》,并拍摄了一部片长14分钟的宣传片《日本印象》,期间福克纳还与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会面,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公众知名度。在京都,当有人问他对于“政治责任”的看法时,福克纳说:“我(承担政治责任)的方式就是向所有人揭示真相,至于如何评价留给每个人去作判断。我可以说我走在了路的中央,介于宣传和逃避主义之间。”然而实际上,福克纳对于政治问题的回应往往更接近宣传而非逃避主义,他猛烈地抨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认为民主尽管有着种种缺陷,但却已是人类能够设计出的最佳政治组织形式。他说,“我并不认为(今日世界)存在着两种意识形态,我相信它们之中只有一种是意识形态,因为另一种只是一种人类的信仰,即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不受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制约。”福克纳的日本之行收获了巨大成功,一位记者记录道:“在来到这些岛屿之上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留下如此多令人怀念的东西。”由于日本之行的成功,美国驻菲律宾大使也向国务院提议增加访问菲律宾的行程,最终原定三周的总行程最终增加到了近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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