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制度，法国加强了国内的控制，增加了军队的战斗力，路易十四也成为欧洲最为典型的集权君主。但从长期来看，法国的改革利弊参半，因为相对于奥地利和普鲁士，法国王室对贵族集团的议价能力更弱，不得不以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代价来换取其支持。为了安抚失去政治权力的传统贵族，法国允许贵族阶级享受免税权，占据行政、司法、教会和军队等各界职位。而贵族军官在严重削弱法国军队战斗力的同时，还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七年战争期间，这种贵族军官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过剩的军官携带大量的行李、仆人和马匹，消耗掉大部分口粮，彼此争吵，轮流指挥同一个单位，军官的薪水总额甚至高于军费的其他开支之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和频繁的战争，让法国两次濒临财政危机，战争造成的巨额债务让法国时常依赖卖官鬻爵和向特权阶级借款等方式，与英国出售荣誉性头衔不同，法国出售的职务部分带有免税特权，从而进一步导致财政恶化，也加深了王室对特权阶级的依赖。

伴随着特权阶级力量的增长，法国形成了以“穿袍贵族”为代表的新兴贵族和以“佩剑贵族”为代表的传统贵族的二元格局。路易十四死后，中央权威进一步依赖贵族。法国王室在18世纪前期一直无法打破长期面临的经济和财政困境，因为贵族可以阻挠一切新税的征收并拒绝放弃各类垄断特权，使得法国无法进一步进行集权制改革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最终到18世纪后期，战争引发的财政危机迫使王室强行推动改革，不但收效甚微，还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即王室和贵族的矛盾。如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中央集权制加剧了法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改革则增加了统治集团的脆弱性，最终导致了旧制度的灭亡。

2. 普鲁士

军事革命意味着普鲁士需要扩大军队规模。“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是普鲁士步兵的缔造者，也正是他大幅加强了普鲁士的军事力量。腓特烈·威廉一世在1733年创立了普鲁士的军事行政系统（canton system），让普鲁士军团可以在所在地征兵，他规定所有适龄男子必须服8个月至2年的兵役，训练完成后每年只需待在正规军中2个月。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普鲁士的军队穿着统一制服，进行刻板而又重复的日常训练，例如队形变化和射击，使其可以在枪林弹雨中遵循军令。此外，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带领下，普鲁士率先将火枪的木制推杆改进为铁制推杆，大幅提高了射击效率，同时刺刀的改进使得士兵射击时不用取下刺刀，从而更有利于近身搏杀。军事革命后，普鲁士军队军纪严明，战斗力闻名遐迩。

普鲁士的国家建设以军队为基础。由于国土资源匮乏，任何一次战败对于普鲁士来说都将会是灾难，因此普鲁士不计代价地将所有资源集中于军队，承担这种管理任务的中央机构被称为军事总署（general directory）。普鲁士的军事指挥官还参与区域的税收和行政管理，让社会与经济生活受到越来越多的纪律约束，将政府事务管理纳入军事考虑。普鲁士建立起一张官僚网络，增强了君主政权对经济活动和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削弱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以柏林为中心的中央政府。腓特烈·威廉一世将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合一，到1740年他去世时，普鲁士的建国工作已经完成。

技术革命对普鲁士的社会结构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和频繁的战争造就了顺从的贵族。腓特烈·威廉一世清洗了军中的无用人员，而将腾出的职位给了贵族，禁止他们为其他君主服务，并要求他们参加日常操练，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削弱地方的残余反对势力。技术革命带来了频繁的战争，而德意志地区是大规模战争的主要战场。战争导致过去骄傲的德国绅士变得极为贫穷，他们不像法国或西班牙的贵族那样拥有足够多的财富以保证经济独立，反而非常依赖军中任职的薪水，因为这要高于其从贫瘠的土地中获得的收入。因此，军职贵族化在普鲁士反而增加了军队战斗力。长期以来的传统也使得普鲁士贵族认为有责任在军中任职，因此普鲁士贵族军官的晋升完全依靠能力和战功。腓特烈二世明确表示他更喜欢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军官：“我经常从贵族中选择军官，因为他们更有荣誉感。如果贵族失去了荣誉，他会被整个家族排斥；反之平民犯了错误，他们仍然可以接着做他父亲的生意。”

另一方面，资源匮乏养成了普鲁士的节俭和较强的资源汲取能力，使其没有出现法国那样严重的财政危机。18世纪的观察家们将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的普鲁士称为“军营”，国王极端吝啬，忽视教育和艺术，并拒绝支付士兵的抚恤金，而用节约下来的资金资助1.2万新教徒移民开发东德意志的农田。在普鲁士的征兵体系中，只有最强壮的人才会被军团选中。但普鲁士王室仅仅需要支付很少的费用来维持相对于其人口而言极为庞大的常备军，和平时期国家每年只需支付2个月的薪水，这大大节约了普鲁士的财政支出。腓特烈二世即位后，普鲁士通过军事冒险扩大财源，任命军人担任税务官员来提升税收效率。普鲁士在1740年发动了西里西亚战争，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大量人口和工业资源。普鲁士在此期间展现出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西里西亚的年财政收入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仅为210万弗罗林，在被普鲁士占领数年后就增加到700万弗罗林。普鲁士在汲取税收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腓特烈二世任命伤残退伍军人担任税务官员，由于普鲁士的税法并不复杂，所以伤残军人财务能力稍弱并不会严重影响税收效率。这些军人的优势在于保持着服从命令的天性，比起欧洲其他地区的官员更加遵纪守法，因为他们如果被开除就很难找到比税务官更好的工作，由此既保障了官员收税的积极性，又避免了过去包税人对民众的过度压榨。腓特烈二世通过财政改革，实行了高效的税收制度，普鲁士得以在经济资源匮乏时获得高于同时期俄国的税收收入。

3. 小结

火器革命仅仅提高了武器的射击速率，但这在欧洲范围内引发了多重系统效应。技术革命导致了常备军制度的普及，增强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和中央集权，但欧洲诸国也由于财政危机而加剧了对贵族的依赖。由于初始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同国家的获益程度是不同的。法国可以视作典型的“半负面案例”。法国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和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因此最初受益于技术革命带来的中央权威强化；但随着技术变革造成的财政压力逐渐增加，一度被压制的权贵集团再度兴起，同时权贵集团同王室的矛盾加剧，最终导致了18世纪末旧制度的崩溃。其他欧洲强国也都未能最大限度地受益于技术革命，如西班牙一直无法摆脱富裕而保守的权贵集团，奥地利则因领地的分散而无法在技术革命中获得足够强的国家能力。相比之下，普鲁士借助技术革命带来的组织层面的正外部性，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并且通过军国主义的方式强化中央权威和克服财政困境，从而迅速崛起成为主要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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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世界：火器革命对清帝国的影响

在讨论了欧洲的案例后，本文再将目光转向同时期东亚的清帝国。基于经典的“大分流之谜”，可以引申出新的思考：同时期的东亚也一度出现了火器的广泛使用，清帝国利用火器战胜了周边的势力，但是为何技术革命没有在东亚引发制度变迁或者推动现代化变革？

早在明朝中后期，西欧的火器技术就通过传教士等途径传入中国，中国的火器技术同样出现大量革新。明末毕懋康发明的“自生火铳”是中国乃至东亚文献中最早的燧发枪，在技术水平上基本与西欧保持同步。杰弗里·帕克认为中国甚至一度比西欧更加重视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发明，从平定倭寇（1540年左右）到康熙帝时期，包括明清之间的战争，中国军队都使用了大量火器。清朝统一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明朝后期的军事变革，清军依靠投诚的明朝军队形成了火器方面的优势，建立起强大的帝国。而在清帝国建立之初，无论是平定准噶尔还是对抗沙俄，军事行动同样离不开大量装备和使用火器。莫里斯认为滑膛枪给中国带来了武器上的优势，1500年前后草原上的弓箭手经常打败农业王国的步兵，但1600年他们就只能偶尔取胜，而到1700年，胜利对他们来说则是闻所未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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